核心提示：談話顯然不歡而散，蔣介石幾乎情緒失控，但威脅利誘對黎天才都沒有起作用。可以想見當黎將蔣的講話匯報給張學良后，那應該是火上澆油的效果了。是夜，張斷然決定：“從今天起，我要做獅子了。”他還告訴黎翌日清晨6時行動，并囑黎當夜3時前準備好事變后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電以及一個行動綱領。

張學良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散木，原題：西安事變前夜，誰激怒了張學良：“從今天起，我要做獅子了”？節(jié)選

對于黎天才成為張學良親信后的活動，分歧很大，尤其對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xiàn)說法不一甚至相當矛盾。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的有兩個“黎天才”——這是因其特殊身份和當事人回憶時已有傾向性判斷所致。以下筆者僅根據(jù)歷史事實對黎在西安事變前后的活動作一描述。

東北淪陷，黎天才即在北平活動，并為國民黨北平軍委分會搜集日軍情報。張學良旅歐返國后，黎將張外出期間東北軍內部情況、南京蔣介石和北平何應欽的情況等向張匯報，張視之為親信，委以機要組上校組長之職，主持情報工作（并直接負責搜集時事和中共情報）。黎遂在機要組安插了一些留蘇同學、前中共人士等，而整個東北軍中，這類“前共產黨人”有20余人。（羅章龍回憶）后來張學良的北上和成立西北“剿總”，也是聽從了黎的建議：西北是中華遠祖的發(fā)祥地、華夏文明的搖籃，也是有待開發(fā)的處女地，那里接近中共和蘇聯(lián)，可與之建立聯(lián)系，作為抗日的后方基地。

當時張學良還授予黎天才“西北剿匪總部”政訓處副處長的要職。此外，張為了調和與楊虎城的關系，派黎天才和張潛華負責與西北軍聯(lián)絡，以溝通友好。但也有人說，此時的黎已成為戴笠手上的工具，當張與中共發(fā)生聯(lián)系、進出洛川和延安時，黎向南京有報告，并認為張的行動“決不是什么視察軍事，而是在進行著一種重要的政治策動”，后來他還以為：“在抗日策略問題上，中共主張反蔣抗日，而張卻主張擁蔣抗日。故張擁蔣的態(tài)度始終如一。”他還派人在苗劍秋等處尋找線索，“其目的并不是對張負責，而是向戴笠提供政治情報而已”。（原張學良秘書張潛華：《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又據(jù)張潛華回憶：黎對張學良有影響作用，他“善于利用情報巧妙地操縱張的思想感情，影響張的政治動向”，不過，“因黎是一個叛徒，曾欠下人民的血債，故對張的聯(lián)共，非?？只?，當然不會是積極的支持者了”。同時，中共活動在東北軍中的人員如劉鼎（前中共特科工作人員）等也向中央報告了黎等人的活動情況，據(jù)此中央做出“指導原則”（1936年6月20日），稱東北軍的政訓處是“蔣介石的爪牙”，要“集中火力——使政訓處完全陷入孤立”，且“并不放松去分化法西斯蒂政訓處內部的工作”。與之矛盾的材料，則有原楊虎城機要秘書李直峰的回憶：中共確定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后，對張、楊開展工作，即由周恩來專門負責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專做東北軍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同時周副主席還以黎天才密做張學良的工作，南漢宸做楊虎城的工作”。（《我所知道的西安事變》）這一說法應該是無誤的。此前周恩來與張學良秘密會談，可能是張在談話中言及部隊中有一些“前中共”人員，周高度警惕，隨即向陜北的洛甫、毛澤東、彭德懷發(fā)電說張學良“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義的人，其中有幾個共產黨人（脫離黨的叛徒）”（1936年4月11日）。這即指黎天才、吳雨銘等，此后周恩來是否又對之進行了工作或委以任務，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為黎等人的特殊身份，后來人們對他在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這也是許多回憶和史料分歧很大的一個原因。

黎天才后因張學良身邊“少壯派”的排斥，憤而返回老家。張學良函電交馳，催促其返回，黎遂復歸。在整個兵變過程中，他在張學良身邊從旁參謀，除有所建議外，還與高崇民秘密保持聯(lián)絡、派遣李金洲赴太原與閻錫山聯(lián)系等。

1936年12月11日晚，張學良約見黎天才、高崇民、盧廣績等，宣布是夜將對蔣介石實行兵諫，指示黎負責起草西安事變“八項主張”的通電。“當周恩來知道八項主張的通電是黎天才起草的，而黎即是早期的北方共產黨人李渤海時，對黎嘉勉有加，稱贊八項主張通電，特別是其中‘切實遵行總理遺囑’一項寫得好，說如果沒有它，將來在歷史上會把事變的意義弄混沌了，會被人弄得文不對題了。”（張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詩》）但黎為避與陜北來人發(fā)生沖突，隨即辭去“設計委員會宣傳組”召集人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