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是近代著名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和收藏家，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愛國民主先驅，中國資信業(yè)第一人。
20世紀30年代，章乃器曾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在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后積極宣傳抗戰(zhàn)、駁斥悲觀投降論調、積極配合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本文所記述的，就是當時的幾個小故事……
“非攘外無以安內”
1928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慘案”。章乃器在他主辦的《新評論》半月刊上連續(xù)發(fā)表文章，大聲疾呼：“完全為著民族的生存起見，不能不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宣戰(zhàn)!”結果，《新評論》在同年10月被查禁。
在以后幾年中，又接連發(fā)生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章乃器于1933年間發(fā)表《現(xiàn)階段的對日問題》等文章，抨擊“剿共”內戰(zhàn)政策，提出“全國槍口一致對外”“移剿共之師以抗日”。他質問國民黨當局：“‘攘外必先安內’這是什么話?依照現(xiàn)階段的形勢，我們應該說‘安內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無以安內’”。
為實現(xiàn)這一政治主張，章乃器在一·二八事變后和上海文化界人士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樸、周新民等組成了一個10人小組，以聚餐會的形式進行活動，這個組織就是“救國會”的前身。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zhàn)、聯(lián)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吳玉章等同志從法國把一批印有《八一宣言》的《救國時報》寄給章乃器，章乃器讀后深為贊賞，立即進行散發(fā)，并利用各種途徑大量翻印，廣為傳播。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進一步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1935年12月，一二·九運動爆發(fā)，章乃器等人在原秘密小組的基礎上，公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不久又組成了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章乃器是兩者的常務委員，主持日常會務和宣傳。
1936年5月31日，全國18省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在上海集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簡稱“全救”)，選出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孫曉邨、曹孟君、何偉、張申府、劉清揚為常務委員。大會通過了章乃器起草的組織章程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明確提出了組織救國陣線、促成“統(tǒng)一的抗敵政權”等政治主張。
痛斥“唯武器論”
有一次，章乃器見到素有蔣介石“智囊”之稱的黃郛，黃認為日本軍事裝備的優(yōu)勢無法戰(zhàn)勝，還舉鐵路運輸為例說：日本的火車節(jié)數、容積與軍事單位的人數、士兵背包體積成標準比例，動員起來十分迅速。現(xiàn)在空談抗日，拿什么去抗呢?甚至說，要救國先要拜日本為師，把抗日救國會改為“師日救國會”。
面對這套荒謬絕倫的亡國理論，章乃器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他說：背包、車廂、機車合于一定標準，這就叫做標準化，但首先軌寬要標準化，這就需要全國統(tǒng)一。而全國統(tǒng)一首先要趕走日本侵略者，否則便不可能是我們的鐵道標準化，而是“滿鐵”的鐵道標準化。
黃郛當場被駁得啞口無言。后來，章乃器就創(chuàng)出了“唯武器論”這個名詞，用以形容那種迷信“武器萬能”，專以武器裝備優(yōu)勢推斷戰(zhàn)爭勝負的亡國理論。1935至1936年間，他寫了《我絕不悲觀》《辟一套亡國論——唯武器論和唯武器史觀》《四年間的清算》等文章，感情充沛，語言犀利，在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中有很大的號召力。救國會的各種文件、宣言，也絕大部分出自章乃器的手筆。他文思敏捷，倚馬可待，起草宣言時常常是大家邊聚餐邊討論，吃完飯他的文稿也寫好了，略加修改即送發(fā)表，因此博得了“宣言專家”的雅號。
毀家紓難
“全救”成立后，團結抗日的主張日益深入人心，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嚴重不安。蔣介石曾出面在南京召見鄒韜奮，后來又召見并宴請了沈鈞儒、李公樸和章乃器，以示籠絡，但沒有見效。不久，上海市長吳鐵城又換上硬的一手：設下“鴻門宴”，當場扣留了沈、章、鄒、李四人，強令解散“全救”。吳還用嘲笑的口吻說：“你們要做民族英雄嗎?那就讓你們嘗嘗民族英雄的滋味吧!”4人威武不屈，據理力爭，堅決拒絕解散“全救”。他們針鋒相對地質問吳鐵城：“國難深重，市長不嘲笑漢奸賣國賊，而嘲笑民族英雄，這使我們感到吃驚！市長難道怕民族英雄太多嗎?民族英雄有什么罪過?!”吳鐵城理屈詞窮，不得不將他們釋放。
吳鐵城以為只要把主持會務的章乃器制服，就可以瓦解救國會。“鴻門宴”后不久，浙江實業(yè)銀行受到吳鐵城的壓力，不許容留章乃器。章乃器認為救國會是關系到國家存亡的事業(yè)，既然救國與事業(yè)不能兩全，便當場辭職。章乃器早已下定了毀家紓難的決心，為了支付救國會的活動經費，他用光了所有的積蓄，又賣掉了洋房。
救國無罪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史良在上海被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
章乃器等被捕后不久即由租界移至上海羈押，不久又解赴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上海羈押時，沈鈞儒和章乃器遞出一張字條，轉交給職業(yè)界救國會的周肇基，上面寫著：
肇基兄：我們的死生不在乎，卻不能使救國運動有絲毫損失，請注意。
七君子在獄中威武不屈，英勇斗爭，堅決拒絕寫有損人格的悔過書以換取自由，他們義正辭嚴地宣告：“自問無罪，天下亦盡知其無罪，為國家民族前途計，亦終認救國無罪四字應令永留于史冊。”在“蘇州審判”中，七君子在國內著名律師組成的律師團配合下，同檢察官進行了唇槍舌劍的交鋒，把法庭變成了抗日救國的講壇。
“七君子事件”激起了國內人民和海外僑胞的極大憤慨。周恩來在西安同蔣介石、宋子文等談判時，代表中共提出了釋放七君子的要求，并提名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四人在抗日聯(lián)合政府中擔任職務。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12日發(fā)表宣言，要求立即釋放七位愛國領袖和全體政治犯，徹底修改《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宋慶齡、何香凝等發(fā)起“救國入獄運動”，聲明“如救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宋慶齡等還親赴江蘇高等法院，請求與七君子一同羈押，使司法當局大為狼狽。國際知名人士杜威、愛因斯坦、孟祿、羅素、羅曼·羅蘭等均致電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嚴正抗議。
在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的形勢下，七君子于1937年7月31日獲釋。
與共產黨人的合作
1937年八一三抗戰(zhàn)爆發(fā)后，章乃器轉赴香港。抵港后不久，章乃器應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李宗仁之邀，前往安徽前線工作。途經武漢時，章乃器到中共辦事處與周恩來長談。周恩來勉勵他：到安徽后徹底執(zhí)行釋放政治犯的方針，搞好同新四軍的合作。
當時的安徽省由桂系的李宗仁擔任省主席(后改為廖磊)，共產黨員周新民、張勁夫、陳國棟、狄超白以及進步人士朱蘊山、朱子帆、余亞農等都在這里工作。李宗仁原擬請章乃器擔任省政府秘書長，因蔣介石不同意，遂改任為省動員委員會秘書長，不久又任命為省政府財政廳長。
章乃器上任之日，即大刀闊斧地清除積弊陋規(guī)，懲辦貪官污吏，改革稅收、發(fā)行輔幣，短短三個月內，財政就變得收支平衡而略有盈余。他十分重視與共產黨的合作，大膽任用李人俊、范醒之等黨的干部，并以統(tǒng)一稅收的名義，每月補助新四軍3萬銀元。董必武到大別山時，還特別去同他長談，就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交換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