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文化綜合 近日，香港媒體放出了一段龍應臺在港大的演講，引發(fā)網(wǎng)絡刷屏效果。視頻中當龍應臺問臺下聽眾，最早的啟蒙歌曲是什么？一位中年聽眾答道：“我想起進大學的時候，很多師兄帶我們唱的《我的祖國》。”龍應臺問：“真的？《我的祖國》怎么唱，頭一句是什么？”全場響起大合唱，“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

有人將這個視頻評價為“打臉”，有人稱龍應臺當時的表情為“謎之微笑”……日前，龍應臺親撰短文回顧了自己在香港大學的這場演講，詳述了當時的情況和自己的想法。

《大河就是大河》

在港大演講“一首歌，一個時代”之前，我特別對身邊臺灣和香港朋友們做了“微調查”，問他們：“你的啟蒙歌是什么？”“啟蒙”，不一定得是兒時聽到學到的歌，而是，回首想想什么歌對你自己的成長歷程有著特別的意義。

幾乎每一個人都得認真地想一想才給得出答案。世代不同，答案不一樣。在臺灣，老一輩的，也許會說出一首抗日時期的愛國歌曲，譬如《家在山那邊》或者1945年之前的一首日本民謠。年輕的有的提到像《橄欖樹》這類的校園民歌，有的提及正活躍當下的周杰倫。

香港的朋友，一番沉吟之后，往往想到的是英文歌。好幾個朋友選的都是約翰列儂的Imagine. 那充滿人道主義理想色彩的歌，感動了太多青春易感的心，而這首歌，列儂自己說，內容“幾乎就是個共產主義宣言。”

于是我最后決定，演講就從幾首歌詞內容經過多重意義轉換的外文歌曲說起。尤其是南斯拉夫電影“橋”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從農民的耕作民謠轉換成游擊隊歌曲，到了七十年代，透過電影的力量風靡了整個中國。

1940年代為了紀念被國民政府鎮(zhèn)壓而遇難的學生所寫的歌，輾轉到臺灣變成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步向刑場前的告別哀歌。歌曲，因為時空更替，與不同的集體記憶接軌而產生完全不同于初衷的意義，但是每一個意義都是真實的。

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禮堂當天是滿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陸生，少許臺灣人和其他地區(qū)的華人。聽眾合唱了好幾首歌，臺灣人用國語合唱《綠島小夜曲》，一首包裝在愛情里的政治抗議歌；香港人用粵語合唱《友誼之光》，兩曲其實是同一首歌。當坐在第一排的周偉立教授回答說，他的啟蒙歌是「我的祖國」時，站在臺上的我，腦海如電光石火般閃過好些念頭。

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是一首“紅歌”，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

但我欣賞他的誠實。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學，所處的氛圍曾經被稱為“火紅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儂發(fā)表的Imagine所傾訴的，那時的港大學生，在英國帝國統(tǒng)治的陰影中，是多么憧憬那個紅色的“祖國”可以帶來公平正義和民族自尊。周偉立所說的“師兄們”，就是那“火紅的年代”里擁抱著純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輕人。他的“啟蒙”來自那個年代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來代表，在他脫口而出的那一個剎那，我就懂了。

可是這首歌我沒聽過－－我想聽，而且這一半陸人一半港人的場內，聽一首對方深愛但是自己不識的歌，不是最好的傾聽嗎？演講的最終目的，其實不在于講，而在于傾聽。

我的念頭全部都在一瞬間閃現(xiàn)：讓我們聽聽這首歌吧。于是我當場邀請大家一起合唱。

聽眾開始唱時還有點害羞，零零落落的，但是旋律的優(yōu)美有一種感染力，一會兒就唱開了。歌聲流蕩，化解心中原有塊壘，坐在一旁不相識的人在唱歌時相視而笑，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于是讓大家合唱的時間拉長一點，雖然演講時間已經所剩無幾。讓我驚訝的是，原以為大陸人之間會有代溝－－也許年輕人不太會唱，但是發(fā)現(xiàn)年輕人一樣純熟地唱；原以為港人可能不太會，發(fā)現(xiàn)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時空里，撞見不同的記憶，就產生不同的情愫和意義。在港大大堂里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幾分鐘，在當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詠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帶出來的個人記憶當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戀，可能是家國情懷，可能是某種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沒有，就是那簡單美麗的旋律; 那是非常純凈的幾分鐘。

歌的意義會轉換，歌的溫柔力道強于刀劍，正好是我整個演講的核心。

有時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罷了。

當一個半小時的演講被切出一個碎片，然后那純凈自然、敞開傾聽的片刻突然變成一個刀光劍影的東西，我只能說，這樣充滿猜疑地活著，不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