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tǒng)計，2013年以來已有36位中國“一行三會”官員“離職下海”，涵蓋處長到副部級等各級別的官員，以司級和處級干部居多。反觀歐美國家，眾多投行高管最終反而向美聯儲等監(jiān)管層邁進。

例如，美聯儲12個地方聯儲約有三分之一的行長曾是高盛銀行家;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都曾在高盛任職;英國金融局原主席阿代爾·特納勛爵(Lord Adair Turner)則曾任美林美銀副主席。近日，第一財經獨家專訪的達拉斯聯儲主席卡普蘭(Robert Steven Kaplan)，就曾在高盛投行部工作了22年。他對記者表示：“一直希望做公共服務，且全球金融市場已經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在商界的經驗能為美聯儲提供不同的視角和價值。”

曾任職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現任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金融學教授嚴弘則對記者表示，“美國業(yè)界高管去美聯儲都是做高層的，而美聯儲部門主管以下則以學者居多，以前地方聯儲主席大都也是學者，例如現任美聯儲主席耶倫;業(yè)界高管去SEC則一般是部門主管。”

某歐系投行人士對記者表示，歐美投行高管對職業(yè)生涯后半段的考量標準往往并不是金錢，而是個人理想抱負。“美國沒有級別之限，來去自由。業(yè)界高管后期會有興趣到政府部門，加大對政策的影響力”。

高盛：監(jiān)管層的“黃埔軍校”

正如上所述，當今歐美不少中央銀行家皆出自頂級投行高盛。

例如美聯儲FOMC(公開市場委員會)共有12個投票席位，其中“二把手”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曾為高盛服務十余年，擔任高盛合伙人及常務董事;此外，2015年3月赴任費城聯儲主席的哈爾克(Patrick Harker)也是高盛多個信托項目的受托人。到2017年，FOMC投票委員中有四分之一出自高盛系。

一直以來，外界都曾揣測高盛和美聯儲之間的“旋轉門”，不過卡普蘭也笑著對記者表示，眾多地方聯儲官員也都是純經濟學者出身。例如耶倫和圣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早年也在斯坦福、普林斯頓等高校任教，而后才進入美聯儲。

相較于純學者，自稱“非經濟學者”(non-economist)的卡普蘭似乎更樂于也更擅長與市場溝通。

卡普蘭

面對時好時壞的經濟數據、令市場迷茫的加息時點，再加之愈發(fā)頻繁發(fā)生的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因此“美聯儲的確面臨重大的溝通挑戰(zhàn)”?？ㄆ仗m對記者表示，全球增速不斷放緩，現實和美聯儲的預測持續(xù)悖離，因此美聯儲也需要關注與市場的溝通，呼吁不應該過度被短期經濟數據波動而干擾，更應該關注長期趨勢：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等，這些都使得中性利率下降，使得加息空間收窄。

卡普蘭同時也在哈佛商學院任教，他以與大衛(wèi)·諾頓建立的平衡計分卡理論而聞名商務管理領域，在1992年的哈佛商業(yè)評論雜志上發(fā)表后廣受好評，此架構能協(xié)助公司穩(wěn)健地往長期目標邁進，并適當地驅動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