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英嗣子施秀雄在翻看親人留下的遺物。

◆施秀雄與張愛萍將軍（右）的合影。

▲張愛萍將軍證明施英為烈士的親筆信。

　　臺海網(wǎng)8月26日訊（導報記者 王龍祥 鄭瑋瑋 文/圖 通訊員 黃雯君 實習生 葉俊東）8月4日下午，82歲的施秀雄從屋里拿出了一張發(fā)黃的《革命烈士證明書》，證書鑲嵌在相框內，還夾著三張黑白照：兩人合影的是他的祖父母，兩張單人照分別是他的父母；一沓祖父施至善的手寫家書以及一封紙頁泛黃、落款為張愛萍將軍的親筆信函……

　　這些被時光浸染的物件，無聲訴說著一個臺灣家庭跨越海峽、兩代人前赴后繼投身民族救亡圖存的壯舉！

老物件里的家族密碼

　　為了看清楚《革命烈士證明書》上的字，施秀雄吩咐老伴，把屋內的燈全部打開。

　　證書上清晰地寫著：施英同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中壯烈犧牲，經(jīng)批準為革命烈士，特發(fā)此證，以資褒揚。落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正文短短的幾十個字，卻濃縮了一段悲壯的青春……

　　相框里還夾著三張黑白照片，施秀雄指著一張合照說，這是他的祖父施至善和祖母黃順治，最右邊的單人照就是他的父親施鏡清。

　　信箋是1950年張愛萍將軍寫給施紅光（原名施至善）和時任福建省委書記張鼎丞的親筆信，字跡力透紙背：“查施英同志系1930年參加紅軍，在瑞金紅軍學校任文化教員，1935年長征途中因掩護傷員犧牲，情況屬實，請予追認烈士……”

　　最厚的那沓家書，是祖父施至善1932年至1949年間寫的。“吾妻見字如面，漳州已入紅軍手，碧晨隨部隊赴瑞金，英兒教課甚忙，勿念……”1932年5月的一封信里，施至善記錄了全家參加紅軍的場景。這些信里沒有風花雪月，只有“抗日”“救國”“復土”等字眼反復出現(xiàn)，字里行間是一個臺灣知識分子的家國擔當。

施至善　從臺灣到漳州，致力抗日復土

　　施至善的名字，在臺灣日據(jù)時期的反日志士名錄里留有濃墨重彩的一筆。1881年，他出生于臺灣彰化，23歲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法，留學期間接觸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認定“欲救臺灣，必先救中國”。

　　1915年施至善回到臺灣后，與醫(yī)生賴和、教育家王敏川走到一起，被稱為“抗日三杰”。當時日本殖民當局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臺灣人說漢語、祭祖先。三人秘密組織“臺灣文化協(xié)會”，施至善負責起草宣言，他們在全島巡回演說，用閩南語宣講抗日道理。

　　“祖父說，那時他們每次演說都要冒著生命危險。”施秀雄翻出祖父家書中的記錄：1927年一次演說后，日本警察突襲會場，施至善翻墻逃脫。

　　1929年，殖民當局以“煽動叛亂”為由將施至善驅逐出臺灣。施至善連夜帶著妻子和7個孩子，乘漁船從鹿港偷渡到廈門，輾轉定居漳州振成巷。

　　全國臺聯(lián)（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lián)誼會）原會長汪毅夫于2019年4月在《漳州振成巷的臺灣孩子》一文寫道：“漳州振成巷曾住著汪、施等臺灣人家。受長輩教育和抗日、革命思想的影響，漳州振成巷的臺灣孩子傾向進步。”“1930年2月，漳州振成巷的臺灣的孩子汪瑞椒、汪瓊英、施月英（施英）、施月娥、施月霞等參加‘臺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大會演藝會’，義演話劇《民族魂》《血濺竹林》。演藝會職員曾遭‘軍人圍毆’和‘奸人告密’，日本駐廈門領事館接獲密報，派‘日本奸人’趕赴漳州，欲行逮捕。漳州振成巷的臺灣孩子也許完全不知道，她們的名字、她們的活動被寫進了日據(jù)臺灣當局警務局的情報里。”

　　1932年4月，紅軍攻克漳州后，施至善帶著全家7人到紅軍駐地報名參軍；5月，紅軍準備撤離漳州回師中央蘇區(qū)，施至善一家本已隨隊出發(fā)，卻因最小的兩個女兒（分別12歲、15歲）連日趕路發(fā)起高燒，不得不留下。

　　“祖父為此哭了一夜。”施秀雄說，部隊臨走前，一位紅軍領導人握著施至善的手說：“留下也是革命，在漳州播撒革命火種。”并為他改名“施紅光”，取“紅色光芒照大地”之意。此后，施至善在漳州以“施紅光”為化名，秘密聯(lián)絡抗日志士開展抗日活動，直到抗戰(zhàn)勝利。

施英　16歲投身抗日，犧牲在長征路上

　　在施家“一門三杰”中，施英的故事最令人動容。這位施至善的長女，1914年出生于臺灣（具體地點因戰(zhàn)亂失考）。在父親影響下，她16歲就秘密參加了地下抗日組織，1930年到江西瑞金，成為紅軍學校最年輕的文化教員。

　　1963年，張愛萍將軍寫給漳州市（現(xiàn)薌城區(qū)）人委會（人民委員會）的一封信（關于臺籍革命烈士施英同志過去工作情況）中，寫到了施英在瑞金時的工作情況：據(jù)1960年3月施月娥（施英的妹妹）在一登記表的填寫，她籍貫為臺灣，和姐姐（施英）在當時的瑞金紅軍學校特科學校擔任政治文化教員。施英和施月娥姐妹多才多藝，她們在紅軍學校的工作非常出色，多位老紅軍在回憶錄中都有提到施家“四姐妹”（施月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對她們編排的話劇和舞蹈記憶深刻。后來，施英也參加了中央蘇區(qū)的土地革命斗爭和反圍剿作戰(zhàn)……

　　“直到1949年，祖父才從一位走過長征的老戰(zhàn)友口中得知，大姑施英可能犧牲了。”施秀雄說。

　　1950年，曾任紅軍學校教員的張愛萍將軍得知此事，親自寫下證明信，詳細回憶了施英在瑞金任教的經(jīng)歷和長征中的犧牲經(jīng)過。“張將軍在信里說，‘施英同志年輕有為，為革命事業(yè)獻出生命，應予追認為烈士’。”

　　1961年，施英被正式追認為革命烈士。

　　因施英生前未成家，施至善決定：將年幼的孫子施秀雄過繼給施英做嗣子。“那時我父親已經(jīng)過世了，祖父說，大姑為國家沒了后人，我們施家要替她守著這份榮耀。”從此，施秀雄肩上多了一份責任，把嗣母的烈士證保管好。

施碧晨　隨父參加紅軍，堅守隱蔽戰(zhàn)線

　　施至善的三子施碧晨，是施家“一門三杰”中最神秘的一位。這位1918年出生的臺灣青年，隨父親參加紅軍后，在中央蘇區(qū)政治部工作，后被派往香港開展秘密地下工作。從此，施碧晨就成了“神秘人”，仿佛在人間消失。

　　施秀雄依稀記得，1956年，三叔施碧晨曾冒險秘密潛回廈門，只為見年邁的雙親一面，“但是祖父祖母去世的時候，三叔他們都沒能趕回來送雙親最后一程”。

　　1987年，一份來自香港的殷切期盼輾轉抵達施秀雄手中。“三叔說，我在祖父母身邊待得最久，他特別想見見我。”施秀雄回憶道。帶著家族幾代人的思念，施秀雄踏上旅程，終于在香港與離散多年的二叔、三叔、三姑、四姑、大姐、堂姐弟等實現(xiàn)了暌違數(shù)十載的秘密會面。“我也是受祖父母的影響去參軍的。”1963年，施秀雄報名參軍。退伍后，施秀雄在漳州從事政工工作，后擔任漳州市臺灣同胞聯(lián)誼會副會長。2001年，施秀雄隨漳州木偶劇團赴臺演出，在臺北、臺中、高雄等地見到了更多施家親人。

　　如今，施至善的后人們分布于香港、臺灣等地。“書信維系著我們割不斷的親情。”施秀雄的話語中，是歷經(jīng)滄桑后的溫暖平和。正如張愛萍將軍在信中所寫：“施家兒女的犧牲，是民族的驕傲，更是兩岸同胞共同的記憶。”這份記憶，終將在代代相傳中，成為連接兩岸的精神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