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會址，這是毛澤東在1964年所題的六個字,是毛澤東為中國革命舊址留下的為數(shù)不多的一幅題字。為什么在毛澤東心目中，遵義會議會有如此重的分量？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qū)。擁有最高軍事指揮權的博古、李德使戰(zhàn)略轉移變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動。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由出發(fā)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多人。

　　當時博古、李德堅持按原計劃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但蔣介石早已布置好口袋陣，如不改變原定的前進方向，中央紅軍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緊要關頭，中共中央先后召開了通道會議、黎平會議。根據(jù)毛澤東的建議，中央紅軍最終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北部前進。隨后的猴場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1935年新年剛過，中央紅軍巧取黔北重鎮(zhèn)——遵義。在城中這座國民黨軍閥師長柏輝章的嶄新公館里，即將召開一場醞釀許久、又迫在眉睫的會議。

　　1935年1月15日晚上七點多，柏公館二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與會者陸續(xù)到來，房間里頓時顯得有些擁擠。尤其是王稼祥被擔架抬進來的時候，大家紛紛移動椅子。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歸之于敵人力量的強大等客觀因素。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錯誤，并主動承擔了責任，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反報告”，比較系統(tǒng)批評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發(fā)言時間最長的是毛澤東。毛澤東從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到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特點，從《水滸傳》到紅色武裝的游擊戰(zhàn)術，從“保守主義”“逃跑主義”，到“拼命主義”，侃侃而談、詼諧幽默。

　　最后，毛澤東的發(fā)言落在李德的軍事指揮上，他說“不考慮戰(zhàn)士要走路、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畫，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

　　坐在房間門口的李德，無法理解那些中式幽默，但從大家的笑聲中，他知道毛澤東的發(fā)言很受歡迎。

　　傷口還在化膿的王稼祥，體溫很高，但他還是掙扎著站起來發(fā)言，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建議其參與軍事指揮。

　　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多數(shù)與會同志相繼發(fā)言，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等人的意見。

　　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決定仍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會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區(qū)進軍途中，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周恩來后來這樣回憶，“沒有遵義會議，中國革命不知道要推遲多久。”

　　1935年2月底，遵義會議結束后一個月，中央紅軍攻克遵義北部的天險——婁山關，贏得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首次大捷。戰(zhàn)斗結束后，毛澤東策馬經(jīng)過山隘，留下了氣壯山河的詩句，“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來源：荔枝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