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曾經對李宇春進行過報道

　　“難道不會困擾到我嗎？”

　　李宇春習慣于拒絕一些事。

　　超女賽后一年，李宇春艱難地適應“藝人”的新身份。她奔波在城市之間參加各種活動，“總在出發(fā)，醒來總是糊涂，不曉得自己又在哪里了。”繁忙的日程侵占了她錄制第一張專輯的時間，一向安靜、內向的李宇春終于推開老板辦公室的大門說，“不能再繼續(xù)這樣了，我只想安心當一名歌手。” 老板同意了。

　　發(fā)現(xiàn)了自己也有說不的權利，李宇春就開始堅定地使用它。公司讓她做全能藝人，影視歌一起發(fā)展，她說不。官方歌迷會，不。她也不太參與販售粉絲經濟，除了為了配合專輯和演唱會發(fā)行過兩次周邊紀念品，其余時候只賣專輯。她跟歌迷的接觸，就是演唱會，還有為數(shù)不多的商演。

　　2007年她發(fā)行專輯《我的》，不到兩年，她又發(fā)行了專輯《李宇春》，從專輯名字就能看到她急切的找自己的心情。在制作人的鼓勵下，她開始走上創(chuàng)作道路。努力修煉內功的李宇春面對的其實是個不太友善的大環(huán)境。她的唱功被其他明星公開否定，登上大舞臺也是困難重重。各種演出要么被剪掉，或者臨時被通知改換歌手。2013年以前，她從未得到春晚邀請。

　　某種程度上，這是當時的選秀歌手的普遍困境，管理部門對于火熱的選秀一直保持警覺，很長一段時間，選秀出身被認為是“不專業(yè)”和“低俗”的。

　　李宇春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爭取空間，聚焦自己的事。2010年，她成立了獨立的工作室，可以安心做音樂，也積累了《蜀繡》《下個路口見》這樣傳唱度不錯的歌曲。業(yè)余的她喜歡安靜，她不參加party，不混圈子，工作結束就回家，讓司機買好菜，一個人在家研究做飯。沒事時候就看各種電影，喜歡是枝裕和與阿斯哈·法哈蒂，也去藝術展。回到成都，還會坐在父母家的小陽臺上喝喝茶。

　　漸漸她起了疑惑，這樣的生活是不是與現(xiàn)實太過隔絕？這兩年，她的關注焦點慢慢轉向個體背后的社會語境，或者說個體生命與社會的關系。

　　在威尼斯雙年展，李宇春看到了藝術家關小的作品“大衛(wèi)”。“所有的人都去美術館看大衛(wèi)，討論他、吃掉他，卻不知道他是誰。挺有意思的。我坐在那兒，看了一下午。” 這讓李宇春想起自己被符號化的處境，她覺得自己和“大衛(wèi)”很像，回來后就做了《流行》這張專輯。MV里，李宇春嘴上唱著“I'm the boss”，鏡頭卻反復切到扼在她脖子上的各種鎖鏈，仿佛是對偶像身份的反諷。

　　從這張專輯起，李宇春用鮮明的風格建立起自己的符號王國，它們通常涉及幾大元素：獨特的歌詞組合，批判性思維，幽默式反諷和強烈的視覺表達。

　　江蘇衛(wèi)視2019/2020跨年演唱會上表演的《哇》是李宇春最新的思考，它探討的是每一個人從出生就會經歷的“被定義”。“你也受這個困擾嗎？”記者問她。

　　“難到不會困擾到我嗎？我不受性別的困擾嗎？我沒有被攻擊過嗎？所有女孩，面臨的社會環(huán)境和世俗眼光，無論是職場，還是人生的選擇，甚至生命的威脅，沒有受到這個影響嗎？活得高級還是低級究竟由誰來評斷？誰的家世更好，誰是富二代嗎？我們天天其實都在討論這些問題，只是很少有流行歌手把它寫在流行歌曲里，大家覺得流行歌曲不就是你愛我，我愛你，我的舞臺我很炫。”李宇春說。

　　李宇春一口氣用了五個反問句。話題自然過渡到她曾經遭受的瘋狂的性別抹黑。李宇春已不愿談論具體的傷害，她籠統(tǒng)地將之稱為“七七八八”。

　　她只是做了個決定，不回應這些“七七八八”，決定里有李宇春的驕傲。“這讓我變得更加堅強，成為現(xiàn)在的我。我可以不管外面多喧鬧，吵，有傷害性，依然安靜地看，去思考，或者某一天它成為作品里爆發(fā)的東西。這是財富，形成我特定的思維習慣。”

　　“她也有喜怒哀樂”

　　如今，李宇春是自己的總策劃和總導演，她已經擅長使用各種各樣的視覺符號，來構造一個表意世界，并植入諸多隱喻。

　　去年下半年，她參加了主打舞臺表演的節(jié)目《我就是演員》。“做一個流行音樂，篇幅五到八分鐘，你想表達的已經超過了這個篇幅，是不是有別的表達方式，我想試試。” 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這樣解釋。

　　團隊起初有擔心。這是檔拼演技的綜藝，有張國立、郭濤這樣的戲骨，文琪、馬思純這樣被看好的新生代，只有李宇春一個人不是職業(yè)演員。

　　第一場表演，李宇春在臺上罵郭濤“憨皮”，臺下的觀眾被逗笑了，李宇春團隊卻捏把汗。他們擔心五分鐘后“那場哭戲”。她要和郭濤合演《無名之輩》中的一場戲，短短一分鐘，李宇春飾演的馬嘉祺，需要從潑辣變得恐懼、憤怒、崩潰，表達三層情緒的轉換。

　　誰也沒有把握李宇春會演成什么樣，但這場戲最終成功了。郭濤蒙住李宇春的臉，但所有人都聽見了馬嘉祺的撕心裂肺，蓋頭拿下來，是李宇春在流淚。

　　人們被李宇春的演技驚艷。李宇春卻說自己沒有技巧，只能依靠真實的感受打通人物。李宇春演的馬嘉祺是個癱瘓病人，日子久了，房間捱成了囚籠，那種錐心的孤獨，李宇春有體會，“突然成名去了北京，沒有朋友，以前的朋友也疏離了。有一點特別像馬嘉祺，大部分就坐在那，想，自己想。但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 出道前四年，李宇春在北京的公寓像個倉庫，沒一把多余的椅子，父親來了，就拉來一箱礦泉水坐著。

　　節(jié)目里，她演秋菊打官司那場戲，李宇春一開始找不到自己跟秋菊的共同點。直到張國立演的村支書把兩百塊錢撒在她面前，讓秋菊撿，后者不撿。“我在那一刻找到了我跟秋菊身上像的地方，就是那種犟。我就回想我在十幾年經歷過很多這種侮辱、困難，你始終就沒有低過頭。”

　　倔強的李宇春習慣把情緒按捺在心里，無從傾訴。很難去探究李宇春的克制從哪里來?；蛟S是天性，她從小是“乖孩子”，習慣不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意見。簽約天娛的那段時期，一位員工形容對她最大的印象是，“安靜，到公司就鉆到房間里。”

　　十五年前，李宇春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大笑或大哭我都不會，尤其是公開場合。” 彼時，李宇春還是參賽選手，尚未踏進演藝圈的她或許還不清楚偶像身份意味著什么，卻已朦朧明白，克制是必須的。

　　如今，整個社會對偶像的“得體”要求更高了。網(wǎng)絡環(huán)境放大了人們對名人生活的檢視，偶像首當其沖。李宇春了解其中的分寸。見到歌迷中有孩子，李宇春會反思，我的一些表達創(chuàng)作是不是稍微要注意方式。但李宇春渴望更徹底的自我表達，這是她想嘗試演員身份的原因之一。“大眾知道她的名字，知道這樣一個存在，但未必知道她的喜怒哀樂，如果她在角色里展現(xiàn)她的喜怒哀樂，也是她自己的喜怒哀樂。”她說。

　　李宇春又習慣性地用“她”來指稱自己，帶著某種抽離和自我審視的視角。她總是把兩個李宇春分開——穿得很時尚去參加電影節(jié)的李宇春，和工作結束了要回家吃碗面的李宇春。“我從來不認為我是明星，這是我認為我跟明星不一樣的原因。很多明星的狀態(tài)，我觀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就認為自己是那個明星，他們認為是一致的，而我認為并不一致。”李宇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李宇春的解釋中，是草根的力量賦予了她這樣的清醒感，她來自普通家庭，爸爸是警察，媽媽是老師。“我有很多選擇，很多拒絕，都不符合一個藝人的標準。”

　　在今年的跨年晚會舞臺上擦掉口紅之后，李宇春直接飛回北京，司機買好食材送到家里，她一個人吃了頓火鍋，吃完倒頭就睡。

　　《中國新聞周刊》在2005年對李宇春進行過封面報道

　　“超女”能勝人一籌，確是多了一個要命的要素，那就是大眾的參與和擁有投票權力。比起政治性投票，這一票也許顯得并不特別神圣，但總能引起荷爾蒙上升，帶來好一陣的亢奮。

　　——摘自2005年9月5日總第243期《“后超女”現(xiàn)象將繼續(xù)發(fā)酵？》。2005年，李宇春獲得“超級女聲”全國總冠軍，那一年“超女”帶來的全民歡娛高潮持續(xù)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本刊在2005年12月26日總第258期推出封面故事《后超女時代的中國電視》，對超女現(xiàn)象進行解讀，2009年，李宇春入選本刊十年影響力人物之文化藝術影響力人物。

　　2005年12月26日總第258期封面故事《后超女時代的中國電視》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3期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古欣　發(fā)于2020.1.20總第933期《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