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一萍向記者娓娓講述自己的家族故事。（中國臺灣網 扶海濤 攝）

　　父親的身份與遺愿 “他是共產黨員 選擇長眠大理”

　　薛一萍之所以如此肯定知識的力量，或許還有另一個原因：畢竟自己也是出自書香門第的家族。據她回憶，盡管幾十年來生意做得挺好，收入好像不錯，盡管自己打小也最受父親寵愛，“但我總覺得，父親的內心里似乎從來就沒‘看得起’我。他總說，我薛家世代書香傳家，你的幾代祖先都是秀才、進士，就你搞了身銅臭，做個商人。”在島內，父親不準子女從政、從軍，希望他們全當教書匠。對于最疼愛的女兒棄文從商，父親總是引以為憾：“你怎么就沒有把咱們詩書傳家的門風延續(xù)下去呢。”

　　無論父親怎樣講，靠著經商發(fā)財致富，并在大理經營起酒店的薛一萍在站穩(wěn)腳跟后，還是很快將父母和幾個兄弟陸續(xù)接來大理定居，一家人其樂融融地生活在一起。日子一天天過去，這一天，父親突然對她冒出一句：“知道嘛，你這輩子做得最對的一件事就是來大理”。薛一萍乍聞之下有點犯懵，“我以為他又要數落我，沒想到這回卻是莫大的肯定”。一番父女溝通之下，她得知，與自己的感覺近似，久居大理的父親也開始愛上了這里。年輕時也曾讀書萬卷、行路萬里的父親也認定，大理確是一塊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寶地，“別小看了這個地方，將來一旦發(fā)展起來不得了”，父親當時斬釘截鐵地說。緊接著，她發(fā)現(xiàn)父親的語氣嚴肅下來：“你記著，以后等我不在了，你要把我葬在這里。我要為我的后代做件好事”。薛一萍趕忙稱是，并詢問父親所謂的好事具體何指。父親一字一句地告訴她，“把我葬在這里，我的子孫最起碼每年都要來這里掃墓，久而久之他們也會愛上大理，薛家世世代代就能在這里扎根，這將是薛家最大的福報”。2006年，薛一萍的父親高齡仙逝，她遵照父親遺愿，將其葬于大理。如今，她依舊與母親、兄弟在大理安居，就連自己的兩個侄子，也在她輕描淡寫的幾句開導下，自島內直接報考了大陸高校。“回想起來覺得父親真挺有智慧的，而且他總算認可了我一次。”

　　追憶著父親的過往，薛一萍談到，自己初次登陸始于1985年，且原因就是專程為父親的心愿奔走。她介紹，父親祖籍蘇北，1949年被迫與家人分離后便日夜思念家鄉(xiāng)，唯盼有生之年再見親人。但眼見父親年事已高，況且當時（1985年）臺灣尚未開放老兵探親、兩岸仍屬敵對狀態(tài)，老人對返鄉(xiāng)也存一定“顧慮”。當下，她與父親商定，先由自己以取道香港的方式返回老家，替父親打個前站，而后再審時度勢。

　　薛一萍回憶，初次的大陸之行給她的感覺還是很不錯的，只是回到島內后，父女二人再度陷入進退兩難的猶豫，在她當時的想象中，（讓父親登陸返鄉(xiāng)）風險確實不大，但也不能說沒有，難道當真要讓老人冒著風險走一遭？最后還是薛一萍拿出主意，“不如我將老家的親人都接到廣州，您先到廣州同他們會面”。就這樣，當年中秋，父親終于得以與分隔36年的親人重逢。“那個場面簡直是驚天動地，那個嚎，那個哭啊”。當時，父親向親人們允諾次年一定返鄉(xiāng)祭祖，他也真的于1986年，在薛一萍的陪同下返回了故土。

　　在女兒的幫助下沖破島內執(zhí)政當局的阻隔兩度登陸成功，回到臺灣后，薛一萍的父親一下成為了當地老兵圈中的風云人物。“挺好的嘛，根本不會對我們怎么樣，當地干部對我們非常親切，假如回去了找不到自家祖墳，他們還會幫你找出來。”父親的訴說進一步激發(fā)起周遭老兵的思鄉(xiāng)之情。后來，不少老兵索性直接來找薛一萍：“我們都是看著你長大的，你既然帶了父親回大陸，我們這些叔叔伯伯你也不能不管”。此時已值1987年，隨著海峽兩岸的逐步開放，薛一萍申請了旅行社牌照，便開始一團團地帶領老兵返鄉(xiāng)探親。她記得，當時前來報名的老兵從島內各處涌來，很多人自己根本不認識，更不是父親的戰(zhàn)友，大家就這么一傳十十傳百地找上門來。那段時間，趕上中秋、春節(jié)等傳統(tǒng)節(jié)日時，自己有時甚至要運作上千人返陸探親過節(jié)，與家人團聚。

　　另據薛一萍回憶，盡管嘴上埋怨她沒有承襲家族的書香門風，但父親還是在自己登陸的第二年就從島內來到大理陪伴自己，直至十多年后長眠于此。在大理生活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機會，父親曾向她傾吐過一個隱藏了半個多世紀的驚人秘密：其實，父親是一名共產黨員。

　　原來，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薛一萍的父親由于立功表現(xiàn)，被委任為上海的地方基層干部，遂從蘇北老家前去赴任。她介紹，由于蘇北地處偏遠，那時也沒條件乘車，只能全靠步行，結果父親在途中遇到敗退的國民黨軍殘部抓兵，就這樣父親被迫去了臺灣，與親人一別就是近40年。“到了臺灣，父親立刻給自己改名，三個字的名字改成兩個字。因為他們家兄弟六個全是共產黨員，在地方上比較有名，否則一旦對上號，立馬就不要活了。”

　　薛一萍講述，在島內被迫從軍期間，父親主動向部隊提出，“我會寫字，還懂點醫(yī)術，申請當醫(yī)療兵。”于是，他就此成為一名軍醫(yī)，避開了操槍操炮，直至后來做了一輩子醫(yī)官。幾十年間，父親嚴禁子女在島內從軍、從政，他常說，“誰知道這一槍這一炮打過去，會打到我哪個兄弟。”

　　薛一萍說，1949年父親在赴任途中被擄走后，無論大陸的家中乃至政府方面均尋不到父親的下落，遂基本判定他是在兵荒馬亂中喪生了。直至后來的1983年，薛一萍的母親有機會去日本，父親便托她將一封信從日本寄到了蘇北老家，后來老家真的也把信回到了日本，薛一萍的母親再次赴日時將信帶回父親手中。薛一萍記得，父親捧著信哭了好多天，恨不得馬上就回大陸，但又不敢。于是這才有了前文所述，1985年薛一萍登陸為父打前站的一段經歷。

　　她感嘆，在島內從軍的父親是共產黨員，這在當年白色恐怖的臺灣可謂是驚天的秘密。幾十年來，父親始終一人扛著秘密，從未向包括家屬在內的任何人透露半句，直到來到大理后，才傾吐出一切。“那時候他已經不打算再回臺灣，而是在大理永遠定居，才將一切都告訴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