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爆發(fā)新冠疫情迄今，中國各地累計確診人數(shù)逾萬者有三處：湖北、臺灣、香港。因染疫而死亡的人數(shù)，也是以這三地最多。
湖北作為疫情首處大規(guī)模爆發(fā)地，犧牲最大不難理解。但因為投入有效的管控和充分的治療，幾乎將疫情鎖在湖北境內，從而使得其他省份的疫情相對輕微。這既保證了各省能有余力支援湖北抗疫，也保證了大陸全境能盡早解封、恢復生產(chǎn)。
但處于大陸邊緣、遠離湖北的臺灣和香港，抗疫成績卻是全國倒數(shù)。
只不過，資本主義的香港因有內地醫(yī)療資源、特別是有內地疫苗的支撐，疫情已見停損。這從在臺香港人紛紛離臺回港，可見一斑。相反地，以“民主選舉優(yōu)越性”為政治號召的臺灣，累積一年半來的防疫神話轉瞬崩盤，成為外媒群嘲的防疫笑話，則令人稱奇。
超前布署的落后成績
就累計染疫死亡人數(shù)來看，大陸境內除湖北之外，死亡人數(shù)達兩位數(shù)以上者，只有河南與黑龍江；而臺灣的染疫死亡人數(shù)已超過600人，是豫、黑兩省死亡人數(shù)總和的18倍，且倍數(shù)仍有加大的趨勢。
臺灣每日新增新冠確診人數(shù)變動情況（圖/臺灣《聯(lián)合新聞網(wǎng)》）
臺灣每日新增死亡病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圖/臺灣《聯(lián)合新聞網(wǎng)》）
海南與臺灣同屬大陸邊緣島嶼，也都遠離武漢，后者是前者人口的2.5倍左右。但直至6月26日，海南的累計確診人數(shù)為188人，累計死亡人數(shù)6人；而臺灣的累計確診人數(shù)是14545人，與海南相差77倍，累計死亡人數(shù)是623人，相差104倍。
上海作為大陸的金融中心，2020年的常住人口有2487萬，比臺灣多出130萬。但直至6月26日，上海的累計確診和累計死亡人數(shù)分別為2199和7，其確診數(shù)是臺灣的1/7，死亡數(shù)是臺灣的1/89。
廣州市自5月下旬爆發(fā)Delta變種病毒的疫情，比臺灣這波疫情稍晚開始，而且來勢洶洶，在10天內病毒就傳了五六代。但由于疫苗接種的普及，以及對全市1867萬人實施的核酸檢測，有效阻擊了疫情擴張?？傆嫽瞬坏揭粋€月的時間就清零解封，僅有1人染疫身亡。
無論怎么比，從疫情數(shù)據(jù)來看，臺灣的嚴重程度遠超過湖北以外的各省市，其染疫死亡人數(shù)比湖北以外各省市的總和還多。而且，臺灣的數(shù)據(jù)是在沒有全面普篩也沒有足夠疫苗下的疫情反映，因此還遙遙不見盡頭。
“民選政府”沒有民主究責
不同于大陸抗疫未達標的政府官員會下臺，“民主臺灣”的疫情禍害至今，卻無任何官員需要負起政治責任。
臺灣當局至今無法對疫情停損，且在未經(jīng)民主協(xié)商的情況下，徑自以“取之于民”的紓困金來自救，或以超標的稅收預算去外購疫苗、生產(chǎn)未得國際認可的疫苗來自保。如今弊端丑聞與疫情數(shù)據(jù)同步攀升，且沒有相應有效的民主究責可言。
與此相比，大陸已經(jīng)成功研制WHO認可的兩款疫苗，除了免費供應包括香港在內的十幾億人民接種之外，還能援外超過4億劑疫苗。世界各國已共收到大陸提供的2900億個口罩、35億件防護服和45億份檢測試劑。同時，為海外中國公民優(yōu)先接種疫苗的“春苗行動”，也陸續(xù)在150多個國家展開，包括海外持有臺胞證的臺灣人在內，共逾百萬人享受這種服務。
5月20日，醫(yī)務人員在泰國曼谷邦叻區(qū)疫苗接種中心為中國公民接種疫苗。（資料圖/新華網(wǎng)）
兩相比較，大陸民眾如果沒有中共領導下的政府，肯定無法在一年半內取得如此抗疫成果；而臺灣民眾無法享受足夠的醫(yī)療救治、無法滿足安心的疫苗接種，甚至需要演藝人員、企業(yè)家和出家人來捐助呼告救命的蒼生，則被輿論指向一個失信失能的民選政府所致。
對于臺灣人來說，這場疫情如果不是政府因素，而是依照市場供需規(guī)律和效能來作為，則大陸疫苗或陸企代理的外國疫苗無疑是最實惠的解方?？扇缃癜櫛橐暗囊咔椋f明臺灣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已走向日暮途窮。
說日暮途窮，還不單指臺灣的執(zhí)政當局，而是走到日暮途窮的相應機制、人心和價值觀。
拒絕大陸疫苗
正如小論《臺灣沒有疫苗，但有精神勝利法》所述，被外媒《金融時報》指陳臺灣防疫不力的主因，是臺灣的官僚文化與相應的人心。除少數(shù)小黨、個人和自媒體之外，臺灣官方或民意機構無人愿直面大陸疫苗，仿佛地表上不存在世衛(wèi)組織認證的、境內接種占比已占全球份額40%的大陸疫苗。
一個多月來，臺灣民眾每天見聞不見盡頭的藍綠白新冠攻防戰(zhàn)。好像這場疫情已不是自己切身的事，而是政黨政治各色明星們的舞臺，臺灣民眾只能在自己選出的政治人設中接受“同島一命”的精神防疫。
其實足量、有效、合格的疫苗，就近在廈門或上海；而中西結合辯證論治的醫(yī)藥處方，也可取自一年半來的武漢經(jīng)驗。但大陸醫(yī)藥和疫苗，完全被排除在臺灣的主流輿論場之外。明眼人看出，引進大陸醫(yī)藥和疫苗將崩解臺灣多年來建構的反共人設，直接打擊當局的政治基礎──反共威權。
加繆的《鼠疫》有言：“真正的不幸，不是絕望本身，而是習慣于絕望。”
由于長年的反共威權與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精神禁錮，一般臺灣人習慣于缺漏大陸原鄉(xiāng)的歷史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習慣于沒有中國主權的政治邊界，習慣于后殖民情境中的文明等級論。無視無知無感于這種精神禁錮的不幸，已成為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既是藍綠官僚共構的反共威權所致，又在反共威權下的民主選舉內卷化。也就是說，臺灣既沒有中國政治傳統(tǒng)的素質，又受限于美國冷戰(zhàn)民主的思維，在無力去殖民困境中的臺灣人，只能反覆從不幸的習慣中企求“小確幸”，從而鞏固了那種不幸。
資本驅動的民選威權體制
反共威權體制的背后，是買辦型資本以及獨占型資本。
自1970年代以后，美國逐漸興起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資本家通過這種新自由主義機制控制政治，使得選舉花費一屆比一屆高昂，而不是相反。于是，人民選舉所組成的政府，只為資本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人民竟因此成為資本的奴隸，這已是“民主”的異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政黨政治只是資本的使者不同，但資本作為上帝，以及人民作為奴隸和信徒，并沒有根本的改變。所以美國兩黨輪替執(zhí)政多年，未曾改變美國政治為資本服務的傳統(tǒng)，因而也未曾改變人民是資本奴隸的地位，這從美國完全市場化的醫(yī)療體系最能看得出來。
研究現(xiàn)代暴政與大屠殺的耶魯大學教授史奈德（Timothy Snyder）指出，在私人保險公司、私營醫(yī)院集團和其他利益團體的控制下，商品化的美國醫(yī)療體系就像是非法的樂透。整個國家政策的利益只為少數(shù)人服務，而不是為了多數(shù)人共榮。[1]美國總統(tǒng)既然是資本的使者，自然不會以民本和王道為己任，他的言語就像股價波動的線條。
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臺灣當局也構建了同樣的“民主”生態(tài)。臺灣媒體發(fā)現(xiàn)，凡在高端疫苗公司股價下跌時，蔡英文必然會出面喊話，而高端股價一年來已翻漲10倍，就是其中例子。
高端疫苗股價走勢（圖/Yahoo奇摩股市）
2021年的臺灣，幾乎復制了史奈德形容美國去年疫情時的生態(tài)：壓迫別人的人總是在抵制真相，暴君會在面臨自己引發(fā)的災難時，編織聳動的借口為自己開脫，并怪罪于他人。[2]
史奈德表示，拒絕全民篩檢的特朗普已走向威權主義，而威權政府的特點就是隱瞞疫情和漠視人命。[3]這番話提醒人們，拒絕普篩就是威權政府隱瞞疫情和漠視人命的表現(xiàn)。從而讓人理解，在特朗普荒腔走板的演出后，美國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shù)至今已超過60萬；臺灣則在爆發(fā)疫情一個多月后，超過600人染疫死亡。
即便如此，威權政治中的巨額資金還不如民間募捐那樣照顧醫(yī)護和病人；相反地，威權主義的領導只根據(jù)地方首長與自己的親疏來分配醫(yī)療資源，以彰顯他/她有權力決定人民的生死。而這樣的威權政府，卻是來自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的結果。
疫情政治下的人權
如果在14億人口的中國大陸有這種政府，依照美國疫情的比例，或將造成百萬人級別的死亡。但由于中國政府對確診者盡收盡治的作為，才將死亡總數(shù)截止在5000多人。況且，大陸至今新冠疫苗接種已突破11億劑次，實現(xiàn)了維護生命的目標。
若以平均每日2000萬人接種的效能來計算，只需要一天，便能讓全臺灣85%的人完成疫苗接種，而不必上演機場逃難潮、特權疫苗或搶打疫苗殘劑的段子。
但現(xiàn)實是，臺灣人要依照當局分配三六九等的類別，奉命等待那不知何日到位的合格或不合格疫苗。“同島一命”的人權，實已成為扛不起的大纛。新加坡《新明日報》的頭版，擺上“500人命不如1狗”的大字，圖文并茂地嘲弄這島嶼上的人權價值。
資料圖來源：社交媒體
不幸的是，習慣于價值錯亂的人們，只能親手將自己的人權信托給“民選獨裁”的政府。選票是多數(shù)人的，鈔票是少數(shù)人的。多數(shù)民選，少數(shù)獨裁，悖論地結合在一座島嶼上，形成扭曲的政治格局。
為資本服務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利用歷史遺留的反共威權宰制臺灣人的言行與三觀，使臺灣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文明最進步、而中國大陸處在最落后最專制的異次元世界，從而效忠為資本服務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后者因而能囊括兩岸交流的紅利，使其為獨占型與買辦型的資本邏輯服務，同時又能避免臺灣人的精神世界溢出他們的政治邊防。
這就是去年初綠營以興奮的“亡國感”勝出的緣故。
內卷民主的免責效應
在相同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下，參選政黨的政治邊防相同；而最廉價又有效的競選方式，就是向選民恐嚇對手的政治邊防不同。于是，藍營越逆向“亡國感”掙扎，就等于越順從綠營的操作，結果就是拿香跟拜而已。一年多下來，即使疫苗荒的“末日感”來臨，順從政黨政治的政客絲毫未敢造次，蔡政府也依然擁有4成以上的支持者。
這種政治格局和“民主”生態(tài)，說明了臺灣政治性格的依附性、圖利性、淺碟性和殘酷性。選民的政治認識和格局有限，加上競選且能勝選的政黨更有限，使得任何執(zhí)政黨不愿也不能進圖長遠。長遠的政治敵人是中國共產(chǎn)黨，但因為自己不是對手，便利用當自己是棋子的美日外力為中共的對手，以從中牟利。
所以，臺灣當局慣用的套路就是“兩岸問題國際化”；而外力干涉中國疆藏港問題時，臺灣當局則樂于率眾助威，這是臺灣的政治性格使然，也是臺灣去殖民困境的所以然。
另一方面，內卷化的民選體制和政黨政治本身，成為臺灣當局施政免責的機制。無論4年或8年，都屬短期飯票。這就導致執(zhí)政當局在有限的周期內，必然先滿足自身黨派和少數(shù)人的利益，而不去顧及大多數(shù)人的需求，也不在乎長遠的、整體的、民眾的發(fā)展，橫豎撈完了就換人去頂。
因此，臺灣年年編列巨大的預算花銷，除了購買軍火和“邦誼”來鞏固精神堡壘之外，實際的基礎建設和人均薪資卻停滯不前或進展緩慢。執(zhí)政黨可以任意設定無關民生的政治議題，并包裝為民主民治的政績，結果是亂花的錢多，可用的人少，在這次疫情又一次吐實。至于債留子孫禍延后代的問題，自有下一個執(zhí)政黨來面對。
所以，選民在同樣的政治格局內，每次選舉都是對現(xiàn)任執(zhí)政黨的否定，新任執(zhí)政黨也是依靠否定前任執(zhí)政黨而勝出。無論選舉人、候選人或政黨，全都周期地、機械地否定眼前的對象，而不必面對自身作為否定的對象。這種否定的免責機制，保固了沒有選擇的選舉，保固了真正該被否定的對象，反共威權得以成為民選時代的政治遺產(chǎn)。
集體領導的歷史任務
但政治難得的是肯定與承擔，否定與免責不過是收割韭菜的廉價民主。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實驗，就證明了這一點。
藐視西方民主的李光耀曾對媒體表示，中方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勝利，是他日后決定在新加坡推行華語的重要因素。而那場戰(zhàn)爭，也決定了臺海兩岸不同的政治實驗，至今70余年。
70多年前，在中國領土上的大多數(shù)人民選擇了年輕的中國共產(chǎn)黨，這包括受邀赴天安門觀禮的田富達、李偉光、謝雪紅、楊克煌、王天強和林鏗生，以及由日本返國的前臺灣民眾黨干部謝南光等臺灣人。70多年來，為了回應人民的選擇，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承擔起中華民族生存發(fā)展的責任，承擔起慣于否定的臺灣社會所不愿也無力承擔起的這項歷史任務。
不同于“民選獨裁”或“威權政府”，中共選擇了集體領導的中央集權制，其根本特征是民主集中，有別于分權制衡和政黨輪替。這種選擇既有一個歷史過程，又要經(jīng)過歷史的考驗，在人多勢眾、地大物博的具體條件下，逐漸形成并健全集體領導制。
南橘北枳，只有從事實和結果，才能評斷一個制度的成績?，F(xiàn)在的中共并不向外推銷集體領導的價值或意識形態(tài)，而是專注于中國大陸自身的發(fā)展。但正是集體領導下連續(xù)的“五年計劃”，才能步步經(jīng)營，建構起前述抗疫的力量和效能。
單以醫(yī)藥衛(wèi)生體系為例，大陸在中西醫(yī)藥方面采行兼容并蓄、實事求是的方針。由中央集體研議和決策，統(tǒng)一調度人力物力財力，完全不受國內外廠商資本家或政治勢力的影響。就在去年，當武漢江夏方艙醫(yī)院的中醫(yī)藥見效后，通過集體領導的機制而普遍施行中西方法結合的治療，沒有任何偏見或私利可以影響這種治理決策。
事后證明，各醫(yī)院確診病患轉為重癥的比率大幅降低。幾千年的醫(yī)藥傳統(tǒng)，通過一個百歲政黨的集體領導，而繼續(xù)煥發(fā)濟世救人的智慧。
幾個月后，臺灣“立法部門”負責人在一場中醫(yī)藥的學術論壇上致詞，說“中醫(yī)”、“中藥”宜改稱“臺醫(yī)”、“臺藥”。今年，臺灣本土疫情爆發(fā)，確診重癥與死亡數(shù)目攀升，“臺醫(yī)”、“臺藥”依然無聲無息。
沉默之聲，應該就是這島嶼對百年中共最真實的回響吧。
參考文獻：
[1]史奈德，《重病的美國》(Our Malady)初版，譯者：廖珮杏，新北市：聯(lián)經(jīng)，2020年12月，第48-51頁。
[2]同注1，第164頁。
[3]同注1，第183-18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