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臺灣《旺報》報道 拜菅會的《美日共同聲明》重提臺海和平及穩(wěn)定的重要，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美、日及兩岸輿論紛紛拿來和1969年11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發(fā)表的《共同聲明》：“維護臺灣地區(qū)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同樣重要”表述相提并論，認為這是時隔52年，且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美日同盟對臺灣問題的重新表態(tài)，代表“美、日無視北京的‘核心利益’，積極介入‘臺灣問題’”，意義重大。

　  日本無意全面抗中

　  大陸評論認為《美日共同聲明》言及臺灣，形同對中外交倒退回1969年。臺灣則將此視為美日同盟對臺灣安全的“再保證”，樂觀期待美日同盟在“臺海有事”時協防臺灣。無論何種皆脫離現實，且忽略今昔狀況不同。

　  相較于1969年《美日共同聲明》明記“臺灣地區(qū)”，此次則以“臺灣海峽”為對象，此雖為對“兩岸關系”的關切，卻避免對“臺灣問題”直接涉入，意在降低對中關系的負面影響。此外，當年正值美蘇冷戰(zhàn)，尼克松意圖打“中國牌”，改變“中國政策”，美國須對“追隨美國”的日本有所交代，在“臺灣問題”上給日本“定心丸”，以消弭日本對美疑心暗鬼。

　  然而這次的《美日共同聲明》，肇因于兩岸緊張升高，美、日共同表態(tài)關切臺海局勢，其背后主要是日本首相菅義偉向積極尋回同盟、確立印太統一陣線的美國總統拜登“表忠”。但日本無意與中國全面對抗，導致中日關系全面性后退，以避免損及在中國的經濟利益。

　  日本外務省強調，聲明中維持“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基調，即是向中國大陸傳達，日本無意改變以往立場的訊息。可見菅義偉不樂見前首相安倍改善中日關系的成果付之東流，希望在安保與經濟之間取得平衡。

　  中日關系政冷經亦冷

　  臺灣地區(qū)在日本安保政策中極具份量，但《美日共同聲明》對美國介入“臺海有事”，日本自衛(wèi)隊如何對美軍進行后方支持，亦或是援引“限定的集體自衛(wèi)權”以武力予以反擊等事態(tài)存而不論，此即菅義偉在國會答詢所指“完全沒有預判（設）軍事的介入”，“不以軍事介入為前提”，此態(tài)度透露日本要“抗中”，要“挺美”，但不會徹底與中國大陸為敵，中、日將是視情況而定的動態(tài)關系。臺灣地區(qū)“駐日代表”謝長廷聞訊“拜菅會”言及臺海，即高談美、日、臺之間應盡快舉行聯合演習，此是過度解讀美日同盟對臺海的立場。美、日仍無意改變70年代建立起來的對兩岸政治框架，此為臺海和平及穩(wěn)定的基礎。

　  《美日共同聲明》的關鍵詞雖是“和平”，但日本財經界憂心中日關系惡化的走向可能波及經濟，此反映在“拜菅會”后，日本股市的中國概念股走勢疲軟。菅義偉積極響應拜登的供應鏈“脫中國依存”構想，不僅日本企業(yè)今后對中國大陸投資的自由度將受限，美、日在5G技術及半導體供應鏈重構等議題達成的戰(zhàn)略共識更可能使中日關系脫離過去“政冷”仍可“經熱”的歷史經驗，而將彼此推向前所未見的“經冷”，此恐導致中日關系更形脆弱，容易發(fā)生沖突。

　  2021年的美日同盟迥異于1969年，冷戰(zhàn)亦已時過境遷，“冷戰(zhàn)型同盟”的歸位不是與中國大陸競爭的必然，此無助日本轉型為“正常國家”，更有礙氣候變遷及防止核武擴散等全球議題的合作。中日關系難脫近代歷史的擺蕩，在良窳交替中前進，但避免沖突應是雙方底限。

　  中國大陸與美、日將且戰(zhàn)且走，至少現在不攤牌，因為這對任何一方皆沒好處。謀定而后動，創(chuàng)造有利于已之勢，始能立于不敗。歷史殷鑒不遠，各方了然于胸，不急于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