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習中國歷史上的吏治，目的是了解我國歷史上吏治的得失，為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提供一些借鑒。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歷史記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敗，重視、研究、借鑒歷史，了解歷史上治亂興衰規(guī)律，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chuàng)明天的啟示。重視吸取歷史經驗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tǒng)。毛澤東同志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fā)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延安時期，環(huán)境那么嚴酷，任務那么繁重，毛澤東同志仍然十分重視研究和借鑒歷史。今天，我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yè)、實現(xiàn)偉大夢想，更需要重視、研究、借鑒歷史。這對我們豐富頭腦、開闊眼界、提高修養(yǎng)、增強本領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歷朝歷代都重視官吏選拔和管理，中國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政治家都懂得，“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為國之本”的道理，在吏治方面留下了很多思想和做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比如，《墨子》中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韓非子說“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諸葛亮說“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治”，司馬光提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龔自珍寫道“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當然，我國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積累了豐富的治吏經驗，也帶有明顯的歷史和階級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歷史和現(xiàn)實都表明，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能不能不斷培養(yǎng)出優(yōu)秀領導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政黨、這個國家的興衰存亡。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凝聚力、戰(zhàn)斗力，成為革命、建設、改革事業(yè)發(fā)展的中流砥柱，團結帶領人民戰(zhàn)勝各種艱難險阻、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視培養(yǎng)造就能夠擔當重任的干部隊伍。新時代，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貫徹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shù)母咚刭|干部隊伍。

第一，嚴把德才標準。德才兼?zhèn)?，方堪重任。古人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選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通則，區(qū)別只是德才的內涵不同而已。我們黨歷來強調德才兼?zhèn)?，并強調以德為先。德包括政治品德、職業(yè)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等，干部在這些方面都要過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過得硬?！墩撜Z》中說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我們黨對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選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堅定不堅定。

選人用人必須把好政治關，把是否忠誠于黨和人民，是否具有堅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是否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是否全面貫徹執(zhí)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作為衡量干部的第一標準。司馬光說“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政治上有問題的人，能力越強、職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過關，就要一票否決。

把好政治關并不容易，古人說“識人識面不識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查處了那么多違紀違規(guī)的領導干部，現(xiàn)在依然有不少領導干部受到查處。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兩面人，當面一套、背后一套，口頭一套、行動一套。一些政治上的兩面人，裝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無跡可尋。只要我們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察，總能把他們識別出來。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會上信誓旦旦講“四個意識”、高調表態(tài)，而私下里卻妄議中央、不貫徹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人；口口聲聲堅定“四個自信”、信仰馬克思主義，而背后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態(tài)度曖昧、立場不穩(wěn)的人；高談闊論國家前途命運，而背地里卻一遇到個人名譽地位就牢騷滿腹、怨恨組織的人；領導面前卑躬屈膝、阿諛奉承、溜須拍馬，而在下屬和群眾面前卻趾高氣揚、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人。要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既聽其言、更觀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看政治忠誠，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擔當，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正所謂“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

以德為先，不是說只看德就夠了，還得有過硬本領。當前，干部隊伍能力不足、“本領恐慌”問題是比較突出的。比如，在紛繁復雜的形勢變化面前，耳不聰、目不明，看不清發(fā)展趨勢，察不出蘊藏其中的機遇和挑戰(zhàn)；貫徹新發(fā)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辦法；面對信息化不斷發(fā)展，不懂網絡規(guī)律、走不好網上群眾路線、管不好網絡陣地，被網絡輿論牽著鼻子走，等等。解決這些問題，既要加快干部知識更新、能力培訓、實踐鍛煉，更要把那些能力突出、業(yè)績突出，有專業(yè)能力、專業(yè)素養(yǎng)、專業(yè)精神的優(yōu)秀干部及時用起來。

第二，堅持公正用人。用人以公，方得賢才。歷史上那些盛世治世，都同注重立公道、舉賢良相關。公正用人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在組織路線上的體現(xiàn)，應該成為我們選人用人的根本要求。

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心，歸根到底是對黨、對人民、對干部的責任心。有了公心，才能有識人之明、舉賢之膽、容才之量，才能做到唯才是舉、任人唯賢。一個地方一個單位，如果群眾公認的優(yōu)秀干部長期被冷落、受排擠，一些投機鉆營的人卻屢屢得勢、順風順水，那就肯定出了問題。正所謂公道自在人心。組織部門和領導干部在選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堅持原則、實事求是、敢于負責、公正無私，公平對待和使用干部，不拿原則做交易，使干部有全身謀事之心而無側身謀人之虞。

公正用人，公在事業(yè)。我們是為事業(yè)而用人的，不能憑領導者個人親疏、個人好惡來取舍，也不能一味平衡照顧、論資排輩、降格以求，更不能把職務作為私相授受的個人資源。用錯一個人特別是用錯關鍵崗位的領導人，對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產生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要從黨和人民事業(yè)出發(fā)選干部、用干部，堅持事業(yè)為上、依事?lián)袢恕⑷藣徬噙m，做到事業(yè)發(fā)展需要什么樣的人就用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人最合適就選什么樣的人。

公正用人，公在風氣。“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是格格不入的。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斷整治，選人用人風氣有了明顯好轉，但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并沒有銷聲匿跡，有的依然相信“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一套，變著法子拉關系、走門子；有的領導干部雖然調走了，卻仍然干預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和單位的人事安排；有的人還在搞個人說了算，征求意見、集體討論有名無實，組織程序只是走走過場，等等。對此，我們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做到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把政治生態(tài)搞清明。

第三，拓寬用人視野。把方方面面優(yōu)秀人才聚集到黨和人民事業(yè)中來，需要打開視野、不拘一格，充分盤活干部資源，把干部隊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發(fā)揮出來。

人才難得，輕視不得，耽誤不得。我國古代既有文王渭水訪賢、周公吐哺禮賢、劉備三顧茅廬求賢、蕭何月下追韓信的美談，也有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悲嘆。馮夢龍在《新列國志》中說：“歷覽往跡，總之得賢者勝，失賢者?。蛔詮娬吲d，自怠者亡。勝敗興亡之分，不得不歸咎于人事也。”我們要從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需要出發(fā)，以更高的站位、更寬的視野發(fā)現(xiàn)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