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后，日本開始從戰(zhàn)后崛起，繼而出現了“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這五個經濟體在土地稀缺、自然資源匱乏的狀態(tài)下，依靠外向型經濟，迅速發(fā)展起來。經濟上的成功，促使了這些地方文化自信的復蘇，很多人開始重新思考亞洲價值和亞洲文明。

當時有個爭論：儒家文明到底能不能促進現代化？擱在以前，儒家文明是落后的，是前現代的，但這五個經濟體恰好都是在儒家文明圈里。所以，當時很多亞洲學者、政治家，包括很多西方學者、政治家都在討論經濟增長背后的文化因素，為日本和“四小龍”經濟增長到底是因為儒家文化的吃苦耐勞還是西方價值觀的作用爭論不休。

但好景不長，1997年亞洲一些國家發(fā)生金融危機，日本和“四小龍”經濟遭受重創(chuàng)，有關亞洲價值、亞洲文明的討論很快中斷了。再加上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宣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很多人再次相信，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亞洲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保證。

四

不過，正是在那個時候，一個國家因為進一步開放駛上了發(fā)展快車道，這就是中國。

中國的崛起完全不同于日本和“四小龍”。中國不僅領土面積、人口數量、經濟規(guī)模等極其龐大，這是日本在內的很多亞洲經濟體所不能比擬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不曾完全西方化的文明大國。

雖然我們近現代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但中國從來沒有因為學習西方就改變了自己的文明主體性。亞洲一些國家的文化被西方文明肢解得“支離破碎”，中國文明仍然具有整體性，而且還發(fā)展出了一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么是中國特色？最根本的不就是沒有拋棄中華文明的底色嘛。

所以，中國的崛起——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給世界的震動是超級巨大的。中國的發(fā)展沒有重復西方的路徑，也很難說是西方文明在中國土地上的成功。也就是說，中國的崛起沒有按照西方提供給很多落后國家的臺本去演繹。

中國的大象進了瓷器店！這自然引發(fā)了西方的困惑，甚至恐慌。

要知道，西方文化是“一神教”基礎上的使命性文化，它的使命是要全世界都接受西方文化、西方路徑，全世界的經濟體系都成為西方那樣的市場經濟，全世界的政治體制都成為西方那樣的自由民主。

“一神教”的思維是排他的，其他都是“異教徒”，這種思維主導下的文明觀，必然會導向“文明沖突論”。

西方的緊張也是因為自身的不爭氣。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暴露出西方國家經濟秩序方面嚴重的結構性失衡：過度消費，政府舉債度日；美國濫用鑄幣權，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動搖；全球金融體系系統(tǒng)性風險不斷增高，熱錢到處流竄導致全球資產泡沫；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逐步侵蝕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等等。

政治上，片面強調“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導致民粹主義橫行，競選在很大程度上演變?yōu)楦＠叩?ldquo;拍賣會”。高福利正是當代歐洲危機的根源。本意為互相制約平衡的多黨制蛻變?yōu)榉駴Q型制度，“為反對而反對”，民眾訴求變成互相攻訐的武器，卻少有人能干成事等等。即使鼓吹“歷史終結論”的學者福山，都在新書中開始反思西方的政治衰敗。

當然，這不是說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治理的失敗，但至少說明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出了大問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無缺的，更不是歷史的終結。這一點上，很多西方學者、政治家都有批評反思，我們無需回避。

西方要走出困境，何嘗不需要制度的反思和改革呢？可惜，我們看到除了到處“甩鍋”、找“外國替罪羊”外，西方的政客鮮有政治家格局和改革家魄力。

其實，中國的崛起不是要取代西方，相反，為世界提供了新的機會和發(fā)展路徑。要知道，從人類產生以來，制度都是多元的，文明也是多元的，從來沒有一個制度、一個文明可以一統(tǒng)天下。西方文明不行，中國文明也不可能。因為，這是歷史的常態(tài)，也是歷史的規(guī)律。

正像習近平今天講的：

“每一種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yōu)劣之分。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zhí)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

（文/風清揚   來源：俠客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