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玉文化的曙光
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
跨度達15000年的文化遺存對構建黑龍江下游乃至濱海地區(qū)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意義重大。
一片新石器時代早期墓地的發(fā)現尤為重要，為研究烏蘇里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墓葬形制演變和文化序列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玉玨等玉器的大量出土，為我國玉文化的起源和傳播，以及早期玉器加工技術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新石器時代晚期房址及具有沃茲涅謝諾夫卡文化特征陶器的發(fā)現也豐富了這一時期該地區(qū)的文化內涵。
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第二墓區(qū)積石堆近景（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出土的玉器（拼板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皇皇巨城 巍巍高臺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
皇城臺作為石峁遺址的核心區(qū)，其所帶給世人的新發(fā)現不斷刷新學術界的認識，改變了對中國早期文明發(fā)展高度的傳統(tǒng)認知。
揭露出的中國史前時代最為壯觀的建筑群，反映了石峁社會的高度復雜化和強大的組織能力。結構復雜的門址、規(guī)模巨大的臺基、氣勢磅礴的石砌護墻、設計精巧的城防設施，以及石雕、陶鷹、卜骨、口簧、玉器等高等級遺物的出土，在中國早期城址中很少發(fā)現，也確認了皇城臺宮城的性質。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臺基上新發(fā)現的石雕，其主題和藝術風格體現了石峁遺址與中國史前其他地區(qū)乃至更大地域范圍的相互影響，反映了早期文化交流的復雜性和石峁先民的精神層面，對后世也影響深遠。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出土的石雕（拼板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出土的陶鷹（上圖）和玉鉞（下圖）（拼板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中國古代城市規(guī)劃建制的始源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是國內最早發(fā)現并確認的史前城址之一，此次發(fā)掘進一步確認了城址嚴整規(guī)劃的方正格局，尤其是位于城址中軸線上的道路是目前國內經考古發(fā)掘確認的最早的城市“中軸線”，城內的高臺式排房建筑也以“中軸線”為依據進行規(guī)劃設計。
發(fā)現了完整的早期城市排水系統(tǒng)，是國內首見。龍山道路發(fā)現的我國最早的車轍，將車（可能是雙輪車）的起源提早到龍山時代，并與大時代背景下的東西文化交流相吻合，意義重大。
這些特點是中國古代城市規(guī)劃思想的源頭，在城市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價值。同時也揭示出了龍山時代大背景下廣泛的跨區(qū)域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現象，有助于深入認識中原地區(qū)文明起源的特征，對認識國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義。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南城門附近的排水設施（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出土的龍山時期玉冠飾殘片（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戰(zhàn)略資源 國家力量
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
通過科技檢測可知西吳壁遺址冶銅作坊的產品為純銅，說明該遺址是一處以冶煉純銅為主，兼可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填補了學界對早期青銅器生產冶煉環(huán)節(jié)的空白。
這是學界首次在鄰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帶發(fā)掘專業(yè)冶銅遺址，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二里頭時期的木炭窯、二里崗下層冶銅爐，以及二里頭和二里崗時期的其他冶銅遺物，和先前發(fā)現的冶銅遺存一起，豐富了西吳壁遺址的內涵，呈現出一種規(guī)模大、專業(yè)化程度高的冶銅作坊形態(tài)，為深入探索早期冶銅手工業(yè)技術及生產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與控制、開發(fā)、利用銅這種戰(zhàn)略資源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的二里頭時期木炭窯（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出土的冶銅工具（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追尋“玉石之路”的蹤跡
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
旱峽玉礦遺址是甘肅河西走廊地區(qū)早期玉礦遺址調查、發(fā)掘的重要發(fā)現，也是我國目前發(fā)現年代最早的透閃石玉礦遺址。
其與馬鬃山徑保爾草場玉礦、寒窯子玉礦遺址的發(fā)現，證實了自公元前兩千紀初至公元前后河西走廊西部地區(qū)的玉料開采活動，對了解中國西部地區(qū)玉料來源、開采玉礦的族群、玉礦采集群體的聚落形態(tài)、早晚不同時期玉礦開采者的生產組織和管理模式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上述發(fā)現也為深入認識早期“西玉東輸”及“玉石之路”的形成，探討中國西北地區(qū)古代文化與中原地區(qū)和周邊地區(qū)的關系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同時，這一發(fā)現也為尋找河西走廊北山及祁連山兩地軟玉成礦帶提供了證據，為尋找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玉礦遺址提供了線索。
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第二地點東部崗哨、礦坑、選料區(qū)分布情況（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出土的玉料（拼版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考古構建最完整的周代封國
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
曾公求、曾侯寶和曾侯得三組曾侯墓葬及其車坑、馬坑及相關不同級別貴族墓的發(fā)掘，彌補了春秋中期曾國考古的缺環(huán)，以考古發(fā)掘構建了最完整的周代封國歷史材料。
棗樹林墓地銅器銘文，涉及曾國族系、官職、音樂，以及昭王南行和東周時期諸侯國之間的政治關系，是理解春秋時期南方地區(qū)諸侯國政治、文化、科技的重要資料。
曾國歷史從傳世文獻記載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國君世系、社會階層、文化面貌，體現出考古寫史的重要作用和意義。
此外，墓地布局清晰，隨葬品組合較為完整，對研究東周時期曾國的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出土的大量青銅禮樂器，對于深入探討周代的禮樂文化面貌及其變遷提供了重要資料。
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出土的“曾公求”編鐘組合（上圖）和“曾夫人漁”銅禮器組合（下圖）（拼板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車坑出土的神人馭龍雙通車構件（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西域孤城 節(jié)比蘇武
新疆奇臺石城子遺址
石城子遺址是目前新疆地區(qū)唯一經考古發(fā)掘的文化特征鮮明的漢代城址，也是迄今新疆發(fā)掘面積最大的一處漢代軍事要塞。
結合歷史文獻，基本確定為《后漢書》中記載的“疏勒城”。該遺址遺跡豐富，保存完好，時代特征鮮明，對研究兩漢時期邊城的規(guī)劃提供了參考。
遺址位于兩漢時期中原王朝經略西域的戰(zhàn)略孔道，是西域納入漢帝國政治版圖的實證，對于厘清漢帝國在西域軍事防御體系的構建，深入研究兩漢時期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管轄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新疆奇臺石城子遺址全景（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新疆奇臺石城子遺址（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高原埋巨室 暗格藏金冠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
泉溝壁畫墓是青藏高原首次發(fā)現的吐蕃時期壁畫墓，繪畫技法具有濃郁的唐風影響，圖像內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
彩繪漆棺也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首次發(fā)現的獨特葬具裝飾形式。墓葬內設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沒有發(fā)現過類似的先例，暗格中的鎏金王冠顯示墓主人很可能與吐蕃時期當地的王室有密切關系。
公元8世紀，青海地區(qū)處于吐蕃統(tǒng)治下，豐厚的財富積累和文明發(fā)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亞地區(qū)文化的輸入，對青海地區(qū)多民族文化形成了重要影響。該墓葬的發(fā)現，對于探討古代漢藏文化融合進程和青海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盛況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暗格木箱內出土的鎏金王冠和金杯（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前室東壁儀衛(wèi)圖（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沉舟側畔 絲路流光
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發(fā)掘項目
“南海Ⅰ號”是迄今為止我國所發(fā)現的保存最好的古代沉船，其沉沒地處在廣東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而又結構完整的水下遺存，在文物、船體、社會關系、生態(tài)環(huán)境等諸多方面蘊藏著極其豐富的信息。巨量外銷瓷、大量手工藝制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及眾多金銀銅貨幣的發(fā)現，顯示了宋代高度發(fā)達的商品經濟已涉及到海外貿易體系當中。
所有這些，都彰顯了南宋時期海洋活動的繁榮景象，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盛的歷史見證。這項工作前后歷經近三十年，從水下調查、整體打撈到發(fā)掘保護和公眾展示，是世界水下考古界的經典之作，也見證了我國從無到有，再到成熟壯大的水下考古學科的發(fā)展歷程。
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出土的金葉子（左圖）和金纓絡胸佩（右圖）（拼板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內出土的白釉印花罐及內裝喇叭口瓶（資料照片）。新華社發(fā)（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綜合自：《求是》雜志、新華社、央視網、中國文物報
策劃：學而時習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