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是“一五計劃”的開局之年，當年的GDP經國家統計局核算為824.4億元。2020年是“十四五規(guī)劃”的收官之年，當年GDP為1015986億元?！ ∵@張圖表，記錄了近70年來GDP的起伏，而從“五年計劃”的名稱多次改變，也能看出時代的印記。
從“一五”到“六五”
我們這樣走過
“一五”計劃：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投資舉動
從1951年開始制定。草案數易其稿，終于在1955年得到確定。但是，“一五”計劃的建設任務實際上從1953年便開始執(zhí)行實施了。
“一五”計劃規(guī)定，5年內國家用于經濟建設的投資總額達766億元。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投資舉動。經過5年的艱苦奮斗，至1957年年底，“一五”計劃的各項指標都大幅超額完成，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一五”時期，中國所取得的工業(yè)生產成就，遠遠超過此前的100年。這一時期，也是1978年以前中國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
“二五”計劃：經歷大起大落
1955年8月，“一五”計劃正式頒布不到一個月，中共中央便已經開始考慮制定“二五”計劃。意想不到的是，“一五”計劃取得的巨大成果，也使得黨內開始出現忽視研究、把握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的現象，進而在經濟建設上表現出“左”傾冒進。在此背景下，“二五”計劃從制定到實施，經歷了許多波瀾和坎坷，最終也未能正式頒布。更嚴重的是，“二五”時期，中國還出現重大挫折和巨大的經濟困難。
“三五” 計劃：從關注“吃穿用”到以備戰(zhàn)為中心
1962年到1965年進行了為期3年的經濟調整，未納入五年規(guī)劃。
從1963年起，中國便開始考慮“三五”計劃的編制問題。原定目標是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后根據毛澤東要求，迅速開展三線建設，加強戰(zhàn)備。
1966年本應是“三五”計劃的開局之年，然而，整個社會動蕩不安，經濟的運行更是十分艱難。1967年、1968年工業(yè)生產連續(xù)下降，不僅使國家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也使“三五”計劃有完全落空的危險。中共中央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整頓生產秩序，恢復和加強各地的領導班子及經濟計劃部門，甚至派出軍隊參與接管，嚴令限期完成一批被停頓的“三五”計劃重點工程，經濟領域的困難局面得到緩解。隨后，一批重點項目便重新上馬。
1969年起，國民經濟開始緩慢復蘇，扭轉了工業(yè)生產連續(xù)下降的不利局面。由于1969年、1970年國民經濟的較快發(fā)展，“三五”計劃規(guī)定的各項指標大部分得以完成。
“四五” 計劃：“三個突破”與兩次調整
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奮斗，完成了“三五”計劃。很多人誤以為，只要“抓革命”，就能“促生產”，在這樣的國內外背景下，“四五”計劃在編制、實施過程中，又出現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標的現象。職工人數、工資支出、糧食銷售量均大大突破預定計劃，導致國家財力、物力的高度緊張，農業(yè)勞動力減少，引發(fā)糧食供應的緊張。周恩來嚴肅地指出：“票子發(fā)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
經過周恩來1972年和鄧小平1975年主導的兩次調整，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
“五五”計劃：經歷偉大歷史轉折
“五五”計劃的制定始于1974年。1975年，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討論修改，形成《發(fā)展國民經濟十年規(guī)劃綱要(草案)》 (簡稱“十年綱要”)。“五五”計劃沒有獨立文本，全部內容都包含在“十年綱要”之中。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十年綱要”和“五五”計劃均未能正式下達及執(zhí)行。
1977年形成了《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發(fā)展國民經濟計劃十年規(guī)劃綱要(草案)》，指標過高，超過國家財力和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經濟學家薛暮橋聽完這些指標后，回到家里失聲痛哭。
在經歷1979、1980年的兩年調整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一些重大的比例關系開始向著合理方向發(fā)展，經濟生活開始活躍起來，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1979年財政赤字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到1980年年底，貨幣發(fā)行量132億元，貨幣流通量接近引起經濟危機的臨界點。
“六五”計劃：公布時已運行兩年
從1975年開始，“六五”計劃前后編制了3次，經過多輪調整、修訂，于1982年12月10日經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此時，“六五”時期已過去兩年。然而，這畢竟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編制、公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表明中國經濟建設走上了健康發(fā)展的軌道。因此，當《人民日報》上公開發(fā)布“六五”計劃的內容時，引起強烈關注。這是繼“一五”計劃后又一個比較完備的五年計劃。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經過充分調整后，開始迅速增長：農村首先出現承包權改革，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極高，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的溫飽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六五”時期是中國經濟迅速發(fā)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發(fā)展最快的時期之一。
當“中國式規(guī)劃”
遇到黑天鵝
對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這一極其復雜的系統，再高明的規(guī)劃或規(guī)劃機構都難以在較長的時間尺度上做到精準掌控，尤其是一些“黑天鵝”事件更是難以預測。
因此，根據情況對規(guī)劃進行調整是十分必要的，這是中國式規(guī)劃的重要經驗之一。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五年規(guī)劃來看，這些規(guī)劃幾乎都經歷了明顯的“中期變盤”。例如，“七五”計劃實施中后期，發(fā)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隨即開展了未曾預設的治理整頓；“八五”計劃實施中期，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帶來了新一輪思想大解放，再加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的確立，極大地激發(fā)了經濟活力，于是在1993年大幅度調高了原來制定的增長速度。
1996年，“九五”計劃開局良好——通貨膨脹大為緩解，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都表現良好。出乎意料的是，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一些國家爆發(fā)金融危機，很快便波及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qū)，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持續(xù)動蕩，嚴重沖擊了世界經濟。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呈下降趨勢，經濟發(fā)展遇到嚴重挑戰(zhàn)。外貿出口增幅從1996年的20%急劇下跌至0.5%，利用外資額也跌至20年來的最低點；1998年上半年，國內消費品零售市場已經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產能過剩態(tài)勢逐漸加劇，呈現出通貨緊縮的趨勢；企業(yè)開工不足，工業(yè)經濟下滑，投資減速，消費乏力，失業(yè)增加。
為此，中共中央當機立斷，對“九五”計劃進行重要調整，以拉動經濟增長：果斷擴大國內需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出口退稅率、打擊走私，千方百計增加出口；降低存貸款利率，對教育、醫(yī)療和住房進行市場化改革，設置節(jié)假日“黃金周”，使這些措施形成合力，刺激消費；增發(fā)國債和貸款，主要用于農村電網改造、高速公路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大學招生、國家糧庫建設、長江干堤加固等基礎設施建設。
調整決策下發(fā)之后，全國各地的建設行動迅速開展起來，取得了明顯成效。“九五”時期，中國國民經濟總量躍上新的臺階。五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3%，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萬億元，居世界第七位。隨著“九五”計劃的完成，中國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zhàn)略目標，為實施“十五”計劃，開始邁向第三步戰(zhàn)略目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世界規(guī)劃興衰簡史
德國歷史學派奠基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倡導國家規(guī)劃的先驅者之一，其名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1841年出版)認為：“風力會把種子從這個地方帶到那個地方，因此荒蕪原野會變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靜等著風力作用，讓它在若干世紀的過程中來完成這樣的轉變，世上豈有這樣愚蠢的辦法？如果一個植林者選擇樹秧，主動栽培，在幾十年內達到了同樣目的，這倒不算是一個可取的辦法嗎？歷史告訴我們，有許多國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個植林者的辦法，勝利實現了它們的目的。”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國家規(guī)劃理論的重要奠基者。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不足是其盲目性，因此社會主義需要有組織的方式。列寧首次提出國家規(guī)劃的概念。
最早的國家層面規(guī)劃的雛形出現在一戰(zhàn)期間，主要服務于各個國家在戰(zhàn)爭期間迅速管理和配置非常稀缺的戰(zhàn)略物資資源，比如德國當時成立了一系列戰(zhàn)時機構，管理全國300多種原材料，統籌規(guī)劃和管理全國的生產、消費需求。
1929年4月舉行的聯共(布)十六大制定并通過了1928—1932年國民經濟計劃，標志著五年規(guī)劃制度的誕生。蘇聯通過兩個五年規(guī)劃就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以重工業(yè)為中心的工業(yè)化，工業(yè)總產值迅速躍升至歐洲第一、世界第二。
20世紀30年代后，世界上出現了席卷全球的計劃化浪潮。美國于1934年成立了國家規(guī)劃委員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大部分國家面臨物資和資源的緊缺，許多市場經濟體制國家探索性地引入中央計劃體系，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法國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日本成立了經濟企劃廳，荷蘭、挪威、比利時、英國、意大利和丹麥等國也紛紛效仿。此外，大部分非洲國家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以后都選擇了發(fā)展規(guī)劃制度。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規(guī)劃制度開始出現危機，中央用行政命令指導地方經濟社會發(fā)展，地方沒有積極性；此外，客觀現實總是充滿未知的，規(guī)劃經常出現不符合實際或不能適應發(fā)展趨勢的情況，且不能及時調整。
20世紀70年代，非洲的發(fā)展規(guī)劃總體上宣告失敗，世界逐漸出現了去計劃化的浪潮。隨后蘇聯和東歐開始了規(guī)劃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以“滾動”年度計劃的方式增強規(guī)劃的靈活性。
1991年4月，已存在70年的蘇聯國家計委被撤銷，宣告了五年規(guī)劃制度在蘇聯的終結。
從世界各個國家的實踐來看，世界銀行總結的13個持續(xù)高增長的經濟體中有12個實行過規(guī)劃制度，這其中還包括中國臺灣，臺灣從1953年到1993年制定和實施了十個“四年規(guī)劃”。唯一沒有采用過規(guī)劃制度的高增長經濟體則是中國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