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如今保存在溫莎城堡的資料顯示，即便在英美“大西洋聯(lián)盟”成立后，丘吉爾對華盛頓依然牢騷滿腹。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fā)不久，他向國王抱怨道：“眼看著日本人攻城略地，美國佬除了自吹自擂什么都不做。”一個月后，他感嘆，“假如美國太平洋艦隊沒被轟沉在海底，他們本可以阻止這一切。”1943年元旦，丘吉爾在談及戰(zhàn)略反攻計劃時承認，沒有美方幫助，英國無計可施，但“他們訓練軍隊的速度實在太慢了”。

　　美國在二戰(zhàn)中坐收漁翁之利，不僅擊敗了軸心國，還把英國徹底擠下了寶座。面對權力此消彼長，丘吉爾難以壓抑內(nèi)心的焦慮、嫉妒和憤恨。“溫斯頓對大英帝國會議(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議事機制)念念不忘。”喬治六世在1943年4月寫道，“他仍然想保留統(tǒng)一的英聯(lián)邦，向美國表明我們始終是一家。”同年10月，丘吉爾試圖說服國王，“我們決不能允許美國在地中海戰(zhàn)區(qū)設立最高指揮官，地中海歸我們管”?？上?，現(xiàn)實并未如他期望的那樣發(fā)展——從1943年7月進攻西西里島開始，美軍就成了解放歐洲大陸的主力，第一個進入羅馬的也是美國將軍馬克·克拉克。

　　勝利的天平不斷向同盟國傾斜，丘吉爾卻愈發(fā)沮喪。1944年3月，在分析歐洲戰(zhàn)局時，他自嘲道：“東邊是一頭被勝利沖昏頭腦的熊(蘇聯(lián))，西邊是一頭蹣跚而行的大象(美國)，我們英國好比夾在中間的一頭驢。”7月4日，諾曼底登陸成功近一個月后，他依然希望羅斯福把美軍調(diào)往巴爾干半島而非法國南部。“羅斯福的回復肯定讓他很不爽。”喬治六世在日記中提到，“我們深思熟慮的計劃全被羅斯福和美國參聯(lián)會無視了。”

　　接著，丘吉爾為英軍統(tǒng)帥蒙哥馬利鳴不平，只因為“美國的巴頓將軍打得太順”。

　　當然，丘吉爾在美國人面前從未流露出真情實感，更不用說在公開演講和廣播中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撕毀那些“措辭火爆”的電報草稿，待心情平復后用溫和的語氣重寫。

　　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過后，美國拒絕就中東歐國家的前途對莫斯科采取強硬立場，丘吉爾只能繼續(xù)把怨氣藏在心里。“溫斯頓對羅斯福關于波蘭的表態(tài)并不滿意，說后者的措辭軟弱無力，蘇聯(lián)人在明確的信息面前才肯罷休。”在落款為3月13日的筆記中，喬治六世如是寫道。

　　“無奈”與“落寞”或許更能概括丘吉爾此刻的心態(tài)。正如他在戰(zhàn)爭結束前夕對妻子所言：“看到我們(英國)的軍隊遠遠少于他們(美國)的軍隊，我非常痛苦。我一直希望英美保持平等，但面對一個強大的、人口比我們多幾倍的國家，這怎么可能呢？”

　　從1895年到1961年，丘吉爾16次踏上美國的土地，半數(shù)訪問是以首相身份進行的。大庭廣眾下，他對美國不吝溢美之詞，因此被某些懷念大英帝國的人斥為“卑躬屈膝”。

　　安德魯·羅伯茨就此表示，在丘吉爾去世53年后的今天，他希望人們明白，丘吉爾半生力挺英美同盟，完全是出于維護英國利益的動機。“心口不一”不會掩蓋他作為杰出政治人物的兩大特質(zhì)：他懂得舍小取大，令本國收益最大化；在對個人和國家命運的判斷上，他極富先見之明，深刻意識到走下坡路的英國必定有求于美國。

　　(摘自《青年參考》報2018年11月1日07版)

　　作者 史春樹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4月16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