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7日，《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以下簡稱“法案”）被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簽署成法。然而，這部“法案”在專業(yè)人士看來粗制濫造、漏洞百出，暨南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晏青19日發(fā)表研究報告，認為這部“法案” 在概念、邏輯和事實方面均存在嚴重的問題，完全是一場精心炮制的“語義游戲”。

事實硬傷：“信源合法性不足”和“信源缺乏多方印證”

“我們關注到，從2019年開始，‘法案’的不同的版本中存在著‘事實’難以自圓其說，邏輯和信息等重大問題。”晏青告訴《環(huán)球時報》記者，該報告是他的團隊從5月初開始做的。

“始于偏見，終于謬誤”，晏青研究報告的第一部分以此為標題，闡述了該報告開篇提到的一個問題：“法案”所述“事實”是否準確？如果不準確，具體是什么原因？報告認為，“信源合法性不足”和“信源缺乏多方印證”是該“法案”的硬傷。“比如就所謂的中國關押穆斯林的數字，在第一個版本中為80萬-200萬；第二個版本中是200萬，最后的版本是超過100萬，通過調查這些數字的來源，我們發(fā)現，基本都是來自于美國出資支持的智庫，NGO，反華媒體等。”晏青說。

正如晏青所說，“法案”“SECFinding”部分所列舉的數據與情況，基本來自美國政府部門或其支持的媒體、基金會。據美國網站“灰色地帶”的報道，美國控制的這些機構或組織名單包括自由亞洲電臺、世維會、澳大利亞戰(zhàn)略政策研究所（ASPI）、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研究報告以自由亞洲電臺為例，指出該機構由美國國會授權設立，資金來源于聯(lián)邦年度撥款。根據《紐約時報》報道，自由亞洲電臺是美國中情局全球宣傳網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于它的可信度，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的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副手凱瑟琳·達爾皮諾（Catharin Dalpino）說，自由亞洲電臺是“在浪費錢”，因“自由亞洲電臺嚴重依賴流亡中的異議人士。”

而對于“信源缺乏多方印證”，研究報告指出，“孤證不立”這一原則表現在新聞采寫中，是指除了采訪核心信源，還需以多個信源交叉印證，這也是新聞報道的基本操作規(guī)范，“當一個信源反映的事實或觀點和美國政府的偏見認知、意識形態(tài)需求一致時，他們就往往會選擇性地選取支持它的證據而忽略相反的證據。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導致該法案以單一信源信息構建其事實基礎。”

研究報告表示，美國政府通過機構設置、政治庇護、資金支持等各種形式，對這些基金會、媒體和記者進行收編，報告同時提到，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故意忽略這些信源的不可靠性，“美國媒介批評家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認為美國主流新聞事業(yè)已經一步一步的墮落，把美國的公共生活徹底描繪成一場賽馬。不但如此，這些新聞媒體唯美國政府馬首是瞻，顯然與新聞媒體應該奉行的基本信條相背離。”

暗色調、詭異音樂……西方媒體是如何污名化中國反恐的？

嚴重的可信度問題導致這部“法案”的出爐過程充滿搖擺，在成為“法案”前，美國國會先后通過三個“法案”版本（2019年9月11日在美國參議院通過第一個版本的法案S.178 ES，2019年12月3日在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了第二個版本S.178 EAH，隨后法案交回參議院進行修改，最后發(fā)回眾議院形成第三個版本S.3744），研究報告提到，這其中對一些內容進行多次修改，例如，第一版“法案”中指責中國政府未對2017年、2018年發(fā)生的幾起死亡事件進行調查。第二版“法案”又將這些“罪狀”一一刪除，說明國會沒有相關信息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在修改過程中放松了進出口管制。最新版“法案”刪除了進出口條例和技術出口的限制，轉向對中國公民進行出入境限制和資產封鎖。研究報告認為，這種修改表明美國的對外貿易仍然依賴于中國市場。

研究報告稱，這可謂是“為了制裁而提出制裁”，“法案籠統(tǒng)泛化的事實描述，或許意味著美國國會在法案起草過程中，沒有進行嚴格的事實核查工作。從一系列的改動來看，美國國會并未掌握準確而全面的事實，因此只能對法案條款進行修改。”

除了毫無可信度的信源，該報告的敘事方式也頗具“技巧”，極具煽動性，研究報告歸納了三種方式：“與負面的語義系統(tǒng)連接”“話語區(qū)隔與雙重標準”“羞辱文化與煽動暴力”。比如，“法案”以二戰(zhàn)時期針對納粹德國的詞匯來框定中國進行話語生產，從而將涉疆問題引入到歷史上的種種慘痛記憶和負面語義系統(tǒng)之中，西方媒體以“集中營”來指代“職業(yè)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實際是一種語義連接的政治實踐，“‘集中營’這個詞匯會直接、粗暴地將中國的反恐和去極端化行動與歷史進行連接，將現實概念化、抽象化。中國在反恐和去極端化工作上取得的成績就被有意地過濾掉了。”

再比如，BBC中文記者去新疆職業(yè)技能教育培訓中心采訪，所見所聞皆是培訓人員良好的狀態(tài)和精神風貌，但記者錯誤使用“聲畫對位”技術，畫面呈現是好的，解說詞都是負面的，以剪輯技術把偏見硬生生地嵌入新聞報道，暗色調、詭異的視頻音樂，將中國反恐努力描述為“邪惡”國家的“反人性”之舉。這種基于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區(qū)隔，把中國反恐排擠在世界和平、反恐等話語之外，對中國的雙重標準便應運而生。

此外，研究報告還指出，法案使用“任意拘禁、虐待、騷擾”“酷刑”等語言，描述一種令穆斯林居民感到“受辱”的情景，讓他們感到自己的身份遭到蔑視，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激發(fā)新疆穆斯林居民的“羞辱感”，這種煽動會讓新疆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面臨更大挑戰(zhàn)。

法律只是美國在謀求世界霸主時的一個工具

“該法案所依據的事實在真實性上存在嚴重的問題。從這些問題可以窺見美國政府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偏見和霸權。這種偏見和霸權框架，決定了法案的整個書寫是一場難以實現邏輯自洽的文字游戲。”研究報告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的民族政策和反恐怖主義實踐被西方國家詬病。美國出臺《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可視為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偏見慣性使然，以及霸權邏輯的延續(xù)。“法案”以《2018年亞洲保障倡議法》為依據，強調制裁中國的必要性，這恰好證明“維吾爾人權法案”是一系列涉華法案的延續(xù)，旨在維護美國在中國乃至亞洲的霸權和利益。

報告最后認為，美國利用服從美國控制的基金會、媒體的信息，試圖建構西方世界對中國新疆的敘述方式和基調。但是，法案過度依賴美國控制的基金會、媒體等單一信源，缺乏來自世界各國主流媒體報道，尤其缺乏中國的核心信源；更甚者，法案對謠言不進行有效甄別地采用，可見該法案本身就是一個缺乏可靠事實支撐的文本。從這個角度看，法律從來都是美國在謀求世界霸主之時一個可供驅使的工具。(記者 范凌志 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