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新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5月9日，“東亞論壇”網站刊登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資深外交官傅立民題為《華盛頓正在打一場注定會輸的對華比賽》的文章，指出美國試圖通過升級“極限施壓”來削弱和遏制中國，但這一政策最終只會弄巧成拙。傅先生的文章顯示美國的部分學者和戰(zhàn)略界人士開始反思美國對華打壓的政策，而近期美國這種理性與思辨聲音的增多，越發(fā)凸顯拜登政府急需調整對華政策的心態(tài)。

傅立民在文章中的觀點主要如下：一是，美國對華“貿易戰(zhàn)”實際上損人不利己。由于“貿易戰(zhàn)”，美國失去24.5萬個工作崗位，減少約3200億美元GDP，美國家庭平均每年為消費品多付1277美元。二是，中國對美主要是經濟和技術挑戰(zhàn)，而非軍事挑戰(zhàn)。三是，如果美國堅持對抗中國，它將發(fā)現自己越來越孤立，這是因為各國都不希望使中國成為他們的敵人。四是，許多國際問題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根本無法得到解決。因此，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才能改善全球治理，并解決共同關心的全球問題。

事實上，傅立民并非美國近期就對華政策發(fā)聲的唯一戰(zhàn)略界人士，多位學者和前政府官員都對拜登政府獻計獻策。在當前拜登政府對華關系停滯不前的情況下，傅立民的觀點可謂極其明智。首先，拜登政府仍然沿用特朗普時期對華加征關稅的貿易政策，并對中國企業(yè)采取歧視性做法，上述政策遲遲不做調整，受損的不僅是中國企業(yè)，美國企業(yè)和民眾同樣叫苦不迭。在這個問題上，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高級講師史蒂芬·羅奇持類似觀點，他認為中美貿易戰(zhàn)傷害了美國和中國兩個國家，除激化敵意外沒有達到任何目標；美國需要放棄第一階段經貿協(xié)議和它背后的關稅政策。

其次，毫無根據地渲染中國“軍事威脅”，除了為美國五角大樓增加預算之外，其實毫無意義，更何況中美之間的競爭主要在科技和經濟領域，而設想兩個核大國之間的軍事沖突著實太過瘋狂。近日，“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同樣表示，目前中美兩國生活在相互摧毀的時代，如果一方攻擊另一方，雙方都會被摧毀，因此兩國是“不可分離的連體雙胞胎”。艾利森提出，中美應當尋求避免沖突和戰(zhàn)爭的方法，從美蘇冷戰(zhàn)教訓中汲取經驗，在深度溝通、危機管理流程以及危機防范等層面以史為鑒。

再次，美國將越來越發(fā)現自己拉幫結派、圍堵中國的政策在國際上不得人心。畢竟現在已經是21世紀，美國已經不可能重回冷戰(zhàn)時代、重溫“一超獨霸”的舊夢。今年3月，美國喬治敦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查爾斯·庫普乾在《外交事務》雜志上刊文稱，20世紀中葉建立的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體系已經過時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聯(lián)盟也不再具有其曾經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因此他建議拜登政府放棄特朗普政府時期“尖銳的單邊主義”，恢復美國作為團隊合作者的傳統(tǒng)角色。上述論斷顯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需指出的是，美國是當前國際體系和國際規(guī)則的最大破壞者，在世界各國深度相互依存的大背景下，任何謀求與中國“脫鉤”的行為不僅不現實，而且不可能。

最后，無論是在應對新冠疫情，還是全球氣候變化，都需要中美攜手合作，而非離心離德，背后打小算盤算計別人。史蒂芬·羅奇曾表示，化解美中沖突的方法之一就是解決容易的問題，這是因為許多重要的全球性問題是美國和中國希望集體解決的，例如氣候變化和全球公共衛(wèi)生；在疫情時代，兩國領導人應當建立溝通機制，對這些問題交換意見。當然，合作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而互信是需要積累的。如果美國一方面期望中國在符合自己利益的領域與其合作，另一方面又在不遺余力地攻擊和破壞中國的利益，這種自私自利、自相矛盾的做法顯然不能讓人接受。說到底，大國之間的競合關系才是常態(tài)，如果強行給自己樹立一個標靶或者敵人，只會增加戰(zhàn)略誤判的可能，并且將國家引上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