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計劃7月中旬出訪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qū)四國以及歐洲波羅的海三國，被認為旨在“抗衡中國影響力”，帶有強烈的對華競爭色彩。這表明菅義偉政府的外交越來越緊跟美國，除了在不久前的G7峰會上日美“聯(lián)手”極力勸說歐洲國家對華采取更強硬態(tài)度，在涉臺、涉港等問題上，日方態(tài)度也越來越向美國靠攏。這不僅讓菅義偉自己所說的“不搞對華包圍網(wǎng)”淪為笑談，也讓日本外交失去自我標榜的“獨立性”“戰(zhàn)略性”，露出“馬仔外交”實質。

日本政治人士常將“日美關系是外交基軸”掛在嘴邊。他們強調這并非是要唯美國馬首是瞻甚至全由美國決定，而是要以美國為“支點”，在依美、從美的同時“用美”。出于這種意圖，無論所謂的“獨立戰(zhàn)略外交”還是實質的“馬仔外交”，恰恰都是基于投機目的的機會主義操作。

2012年底上臺后安倍內閣提出所謂“俯瞰地球儀的戰(zhàn)略外交”，表面上體現(xiàn)了日本外交的戰(zhàn)略性與獨立性，實際上是因應當時奧巴馬政府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而推出日方配套政策，目的在于承擔日美同盟體系的更多義務以提升自身國際地位。但在奧巴馬卸任后華盛頓的態(tài)度和政策生變，日本所謂的“戰(zhàn)略外交”隨之無疾而終。

現(xiàn)在拜登政府上臺，東京認為目前日本面臨的外交環(huán)境與特朗普之前頗有相似之處，尤其拜登明確希望日本能夠緊隨美國，菅政府認為這是“利用美國”的好時候，于是毫不猶豫自我否定之前的政策取向，跟隨美方的步伐甚至比當年安倍政府走得更遠也更積極。菅義偉的對華態(tài)度在拜登上臺前后判若兩人，可見其在“機會”面前其他都是浮云。

一個國家根據(jù)自身國家利益制定外交政策，這本無可厚非。但在尋求自身利益的時候也須有所堅持、重視規(guī)則，否則就會陷入不擇手段的機會主義泥潭。過去，一直有評論人士批評日本外交是“反應型外交”，即被動應付外界變化。這種說法從側面說明了日本外交長期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對短期利益、眼前利益過度重視，是這方面的“利益精算師”，但卻慣于忽視中長期規(guī)劃和利益。

現(xiàn)在菅政府在對華外交上緊跟美國腳步，確實會讓日本在美國同盟體系中地位有所提升，同時也符合它“倚美制華”的思路。但日本這樣做最嚴重的后果是將主動權交給美國，日本外交的穩(wěn)定性與一致性都將大大受損。當華盛頓再次變得不可靠時，日本就會因之前的投機遭到反噬。這種情況分兩種，一是當美國與其他特定國家關系大轉折，就會讓緊跟美國的日本陷于被動、尷尬，比如1971年尼克松訪華，當時對日本而言就形同晴空霹靂，最終迫使日本也急于與中國改善關系，至今日本上下仍對當年的“越頂外交”耿耿于懷。另一種情況是日美關系本身生變，美國難以依靠。比如特朗普政府就已經(jīng)給日本敲響警鐘，不重視盟友、喜歡單打獨斗，對日本也是百般壓榨，曾讓日本政府不得不“另尋出路”。

在這點上，日本既難與素來以獨立外交見稱的法國相比，也比不上鄰近的東南亞國家。東盟一些國家明確表示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這是它們長期堅持的政策立場，而歷史和現(xiàn)實也都反復證明，基于自身長遠和根本利益有所堅持，才是一國外交應有的態(tài)度。而這，正是日本外交所欠缺的。

機會主義外交的危害不僅體現(xiàn)在易受外界因素左右，更體現(xiàn)在難以取信其他國家。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信任，基礎之一就是能對對方外交行為進行較為準確的預判。而機會主義的逐利行為卻讓日本外交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外交互信的另一個基礎是重視規(guī)則。國家間交往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必須遵守的規(guī)則，比如互不干涉內政，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現(xiàn)在的日本政府為了短期利益迎合美國，在涉港、涉臺、涉疆等問題上向美靠攏，干涉中國內政，這種做法自然也不能取得別人信任。

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敗則傾；以權相交，權失則棄。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遠。日本要與周邊國家構建穩(wěn)定關系，放棄機會主義路線、坦誠相待才是正途。（霍建崗，作者是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