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總統(tǒng)拜登簽署了一則行政令，稱要設立對外投資審查機制，尤其是限制美國主體投資中國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美國財政部官網顯示，這則投資限令的詳細措施將在45天內公布，最終法案預計將于明年起實施。

消息一出，英特爾、高通和英偉達等美國芯片企業(yè)的CEO紛紛向政府發(fā)出警告，認為進一步限制對華芯片銷售會“破壞美國在華接觸政策”，重創(chuàng)美國半導體企業(yè)；美國國家風險投資協(xié)會也說，希望投資限令“不會對美企投資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圖源：解放日報）

一

這則投資限令的出臺耗時近2年，內部博弈非常激烈。白宮稱，該限令為解決“最急迫的國家安全風險”；美財政部聲明，這是“適當保護對下一代軍事創(chuàng)新至關重要的技術，以捍衛(wèi)美國國家安全”；白宮國安會高級官員說得更露骨，直接挑明這并非經濟行為，而是“國家安全行動”。

另一方面，美國企業(yè)擔憂半導體行業(yè)將遭重創(chuàng)，因而極力反對“私人市場政治化”，有政府高官出來安撫商界，稱投資限令是“針對性限制”，不會嚴重損害美國對華投資的能力。

看，一則投資限令暴露出美政府的兩難境地：既希望通過“小院高墻”遏制中國高新技術產業(yè)發(fā)展，又不希望得罪美國投資者和相關產業(yè)。選舉壓力驅使下，美政府不得不權衡對華投資限制和緩解中美關系之間的利害。

事實上，為了減少各方批評，美政府著實對投資限令的各項條款反復斟酌。比如條款多次提到“應酌情”，這種表述自然讓美國內鷹派勢力不滿，他們指責限令“來得太晚、力度太小、不夠強硬”。

雖然國內存在爭議，但投資限令最終出臺，說明主張對華遏制打壓的聲音還是占了上風，美國對中國獲取關鍵技術施加限制的圖謀沒變。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授丹尼斯·西蒙說，拜登政府近期頻繁派布林肯、耶倫、克里等高級官員前往北京，似乎是為了修補中美關系，但最新的投資限令發(fā)出完全不同的信息，這是遏制中國的又一舉措，暴露出拜登政府的兩面派作風：“美國持續(xù)發(fā)出如此混亂的信號，怎能指望中國在關鍵的全球問題上與美國合作？”

美國白宮（圖源：央視）

二

美國研究機構Rodium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風險資本對中國的投資數(shù)量大、密度高，在中國所有得到風險資本的企業(yè)中，1/3有美方投資，尤其是中國高新科技產業(yè)的發(fā)展讓美國風險資本得以分享紅利。美國半導體工業(yè)協(xié)會數(shù)據(jù)顯示，去年中國半導體采購額約為1800億美元，占全球總額1/3以上，是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美國半導體企業(yè)36%的銷售額來自中國市場。

但2018年8月，特朗普簽署“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強化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審查海外投資能力。此后，白宮限制對華投資的步履一直未停。截至目前，美方已將1300多個中國企業(yè)列入“實體清單”。

所謂“審查海外投資”，就是美政府利用經濟制裁和長臂管轄等手段，想方設法限制中國獲得先進芯片、超級計算機等制造能力，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yè)發(fā)展。

這次投資限令，實際上是在投資領域搞“脫鉤斷鏈”，用《紐約時報》的話說，投資限令意味著“在美中經濟沖突中開辟了一條新戰(zhàn)線”。

近幾年，美國對華投資萎縮，而且出現(xiàn)了結構性變化。《華爾街日報》引述美國榮鼎集團數(shù)據(jù)稱，去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82億美元，創(chuàng)20年來新低；對華風險投資13億美元，是10年來低點。瑞士信貸數(shù)據(jù)顯示，2023年上半年，美國對華投資中有近60%集中在消費品、金融服務、房地產等行業(yè)，高科技行業(yè)只占不到10%。

受此次投資限令影響最大、最直接的，還是想在中國市場尋找機會的美國企業(yè)。高通向小米等中國智能手機制造商供應零部件，中國市場收入占該公司總收入的60%以上；英特爾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銷售地區(qū)，中國市場銷售額占其銷售總額的1/4。如果白宮進一步出臺限制性措施，美國廠商可能不得不眼睜睜看著這塊蛋糕被歐洲或中國本土廠商切走。由于投資限制，美國有些知名投資公司只好“分家”以尋求最大限度減少風險。

英特爾CEO就跟布林肯坦言：“如果沒了中國的訂單，英特爾在美國建‘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基地’的計劃就沒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