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伢黃新元“全副武裝”送藥。黃新元供圖
劉鵬程在守卡值守。劉鵬程供圖
清華大學陳春宇將疫情信息以可視化方式呈現。陳春宇供圖
19歲的武漢伢黃新元一到晚上就容易思前想后，無論是陷入青春期的感情“漩渦”，還是困擾于這次突襲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后悔自己沒學醫(yī)，否則就可以去離病毒最近的地方做志愿者。一邊是被醫(yī)院公告上25歲的年齡限制“拒之門外”，一邊是父母覺得“這孩子瘋了”，他不想再坐以待斃了。
這是00后出生以來真正面對的第一次重大公共事件，因為對于17年前的非典，他們幾乎沒有留下什么記憶。而這次，他們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成為了這場全民戰(zhàn)“疫”的親歷者。
身處疫區(qū)
和父母各退一步后達成“只要不去醫(yī)院干啥都行”的約定，1月25日，黃新元買了一大包口罩，和老吳一起在街頭免費發(fā)放。
黃新元是湖北第二師范學院的大一學生，老吳是他高中的藝考老師，得知還能買到口罩和藥品，兩人一拍即合，送完口罩又開始送藥。才一個晚上，他們在微博上收到的求助信息就超過500條。沒做好規(guī)劃，沒安排行程，只有兩個人。一個“跑腿”志愿團隊就這樣組建起來了。
黃新元住在勞動街，家附近的五六家藥店，成了他之后20天定時定點的去處。可有時候，這五六家藥店都不頂用，他要來回騎上近十公里，去三眼橋那邊藥品更便宜、更齊全的藥店買藥。
莫西沙星、奧司他韋、連花清瘟是他最常買的藥品，加上其它的藥品， 他幾乎每天都要買上七八十盒，全都掛在自行車把手上。騎行的時候會“礙事”，他只能雙腿呈“八字”姿勢，“詭異又滑稽”。趕上不認路的時候，他一手把著車把，一手還要拿著手機，不看地圖生怕自己走錯路耽誤了時間。
武漢的路網被江河湖泊不規(guī)則分割，就算是本地人，黃新元也是個“路癡”。不過，才三五天，他就把常去的江岸區(qū)、江漢區(qū)和硚口區(qū)跑熟了。
每天這么一圈，黃新元要花20塊錢左右的共享單車車費。跑得多了，他能感覺出哪條街道疫情更嚴峻，也能安排好按哪條路線走的效率更高。最忙的一天，他給10戶人送了藥，騎行了將近50公里，最遠到了東西湖，是開車都要花上小半個小時的單程距離。那天晚上他到家已經11點多了，父母睡了，晚飯也沒了著落。黃新元累得沒什么知覺，但餓得記憶猶新，那一整天他只吃了一個三明治。
冬天的武漢風很大，因為不方便用手機聯絡人，黃新元沒戴手套，裸露在外一整天的手抹了護手霜都沒什么用。他所有能用的裝備就只有口罩，以及他用來消毒耳洞的半瓶剩余酒精。直到開學前最后幾天，他才用上好心人捐贈的防護服和護目鏡。
他不是不怕死，“畢竟才19歲，還是想活著嘛。”但他就是奔著疑似和已確診的病人去的。“萬一真被感染了，有心理準備。”他每天都吃連花清瘟膠囊，還向在醫(yī)院工作的同學媽媽請教了防護措施。
面對面不到兩米的距離，“怕也沒有用，不能改變什么，與其躲起來，不如做點有用的事情。”黃新元第一次感到害怕，是晚上8點多去定點隔離酒店給病人送藥。街道空無一人，幾乎拉到馬路牙子的隔離帶，全副武裝的工作人員，森嚴的架勢讓這個一直不怎么害怕的19歲男孩突然有了恐懼感。“走出酒店還能聽到心在怦怦跳。”
黃新元總共給這個病人送過3次藥，但一次都沒見過面。倒是在微信上，兩人聊了好一陣子。從“沒有醫(yī)生，連吃什么藥都不知道”的無助，到“不用等到用新過檢的藥，我已經出院了”的信心，黃新元經常鼓勵她，也見證了她的轉變。
在網上受到質疑，總被人評價早熟的黃新元也像個孩子似的有脾氣。但他后來想明白了，“不是武漢人，不在武漢城，體會不到我們這種感情，沒必要在意。”他的微信上，新增的100多個好友就是他的“志愿證明”。“得到一次認可比100次質疑都有意義。”他用魯迅先生的話鞭策自己，“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
一線頂崗
面對新冠病毒的高速傳播，江南大學的大一學生潘子翯是真的害怕了。疫情來得突然又毫無章法，打斷了她這個寒假原有的所有計劃。朋友圈被疫情地圖刷了屏，滿是觸目驚心的紅色和橙色。作為軍醫(yī)的父母已經上了“戰(zhàn)場”，她卻焦慮得找不到存在感。
彼時，潘子翯父母所在的醫(yī)院已收治確診患者，但全院上下僅有15個N95口罩。負責籌集物資的母親沒日沒夜地蹲點、打電話、跑工廠，一家人連吃飯時間都湊不到一起。愁緒不僅寫在母親的臉上，也痛在潘子翯心里。身不在武漢，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問自己，能做點什么？
得知醫(yī)院缺人，潘子翯主動提出去做志愿者。起初，她很猶豫，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會，還可能“幫倒忙”。父母感到驚喜，一句話便讓她定了心：“你們這一代是社會的后備力量，總有一天輪到你們沖上一線。現在不去鍛煉，以后需要你的時候該怎么辦？”
當天下午，潘子翯就和父母一起去了醫(yī)院，她的工作是在機動車入口測量體溫。頭發(fā)全部包進帽子，護目鏡壓在口罩上，“沒有透氣的空間就對了”。冷空氣中，她能感受到自己呼出的水汽溫熱潮濕，霧氣凝結在鏡片上，一片模糊。她只知道有車來了，里面坐了幾個人，看不清。
潘子翯從未有過這樣的體驗，壓抑感從家里延續(xù)到崗位上。每個人都小心翼翼，能少說一句就少說一句，她被問到最多的是“多少度？高不高？”疫情之下，那種怕死的焦慮和不放過一根頭發(fā)絲的警惕，壓得她更加喘不過氣來。
第一天“上崗”，她就遇到了高燒39度9的嬰兒。搖下車窗，孩子的父母才剛拿出口罩。副駕駛上的母親頭發(fā)一看就沒梳整，駕駛位上的父親也穿戴凌亂，衣服扣子沒系好，領口大敞著，眉宇間滿是不耐煩。他聽不進潘子翯勸他戴好口罩，只是一個勁“嚷嚷”孩子生病了。
“我一下就想到我爸了。”潘子翯一點也不怪那位父親，反而特別能理解這位父親的“不耐煩”。她仿佛看到自己的爸爸，那個平時溫和、樂觀、淡然，只有對女兒的事才上心到焦頭爛額的爸爸。“如果不是迫不得已，這種特殊時期誰會來醫(yī)院？”那天之后，潘子翯更加理解天下父母的苦心了。
那天，她出乎父母意料地站了4個多小時，沒喝水、沒玩手機、沒上洗手間，不再是父母心中的那個“嬌氣小公主”。其實她也不止一次質疑過自己，真的可以頂起國家的未來嗎？
現在她有了信心，也一點都不怕了。在她的同齡人中，有人徒步“逆行”向疫區(qū)守護人民，有人穿上防護服和病毒作戰(zhàn)，還有人和自己一樣，主動申請成為志愿者，在不同的角落發(fā)光發(fā)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