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不及《揚州十日記》的廣為人知，我所讀過的那一時期的文獻中，《研堂見聞雜記》(一作《研堂見聞雜錄》)將太倉一帶諸種政治勢力間的起伏消長，情勢的倏忽變化，人們的盲目奔竄，士人裹脅于亂局的身不由己，敘述得令人印象深刻。由該書看，當時的這一帶到處都在流血，而導致流血的沖突卻似乎可以發(fā)生在任意兩方(或多方)之間。演出在此處的“歷史”，成分混雜，沖突各方色彩閃爍不定，并不如正史敘事的井然有序、陣線分明。“有序”、“分明”想必以犧牲上述“混亂”為代價將參差的邊沿裁剪整齊，以便裝入現(xiàn)成的框架。

明清交接處局面的混亂，確有事后看去匪夷所思者。上文已提到了凌的“兩面政權”。李宏志《述往》一書中有更怪異的例子，該書說崇禎十五年，中原大亂，“流氛所過州縣，命吏、偽員同城共治，而命吏且聽命于偽員”(頁3，《甲申史籍三種校本》。按“命吏”即明朝官員，“偽員”指大順朝官員)，誰說不是易代中的奇景!〔43〕

發(fā)生在這一時期的混亂，部分地也由角色的繁雜與角色面目的難以分辨所造成。

當時以及事后的敘述文字，指稱其時的軍事力量，有“兵”、“賊”、“盜”、“虜”、“義軍”、“北兵”、“清軍”諸名。其中“賊”、“虜”都界定清晰，賊(亦作“流寇”)專指李自成、張獻忠軍，虜則特指清軍，惟“盜”語義含混，指乘勢而起的諸種武裝力量。“賊”的取向明確，標識清楚，“盜”則不然，往往目標不明，成分復雜，品類混淆，如易堂諸子所記述，“市井游手”與佃、奴混在一起，而以“義師”自命。王土禛在《池北偶談》中校正稗史關于山東“義兵”的誤記，說某仆系“群盜”，而非“義師”(卷一《紀載失實》，頁235)。其實“義師”、“群盜”無從分別，無論宋末、明末，無不如此。難以區(qū)分的，即有上文剛剛說到過的“山賊”、“海寇”與“義軍”，甚至官兵與強盜。“跋扈將軍”所部的亂兵(明軍)，行徑就往往無異于寇、盜。〔44〕至于橫行大江南北的左兵(左良玉部)，虐焰張?zhí)?，殘民或更甚?ldquo;賊”、“虜”。三百年后梁啟超注孔尚任的《桃花扇》，還批評該劇“于左良玉袒護過甚”(第九出《撫兵》)。〔45〕

由此看來，處現(xiàn)代之世，的確不能將明清之際的戰(zhàn)場想象成兩軍對壘、陣線分明。當其時更有諸種性質不同的反復。明朝忠臣陳子壯被后來“反正”的李成棟處剮，另一忠臣楊廷麟則因后來“反正”的金聲桓攻陷贛州而赴水死。在曠日持久的戰(zhàn)事中，“義軍”固然成分駁雜，正規(guī)軍(無論明朝官軍還是清兵)何獨不然!戰(zhàn)場上的敵方，可能正是舊日同僚。楊廷麟就說過“群盜縱橫半舊臣”(見《梅村詩話》，《吳梅村全集》卷五八，頁1142)。尤有戲劇性的，是李自成殘部的加盟南明抗清武裝。江右的曾燦不勝感慨，說“當日赤眉猶助漢，降臣朱晃竟傾唐”(《秋興二十首次舒魯齋韻》，《六松堂集》詩集卷六)?！?6〕天啟“奄禍”中被難的顧大章之子顧杲，據說被“誤殺”于“亂民”(參看魏禧《跋顧子方手札》，《魏叔子文集》卷一二)。一說其人死于“亂兵”(《思舊錄•顧杲》，《黃宗羲全集》第1冊，頁365)。死于亂兵抑亂民，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同?！?7〕此一時，彼一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倒戈反水，瞬息萬變，不能不使得身份、角色界限模糊不清。商鴻逵曾問及反清運動的性質。倘若追究至具體戰(zhàn)役，性質實在難以斷定。商氏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盡管未脫出那一時期的“史觀”，但有關的討論無疑是有意義的?！?8〕

江西是明清之際遭受破壞最嚴重的地區(qū)之一。在該地士民，那是一個創(chuàng)巨痛深的血腥瞬間。魏禧說甲乙之際，他所在的贛南，“邑大猾群起為雄，四鄙之野人揭竿稱名字者，不可勝數”(《諸子世杰三十初度敘》，《魏叔子文集》卷九)。未知那些揭竿者稱何“名字”。無疑的是，“義軍”的“義”，當此之時，是最易于被假借的名義。近人黃志繁說，贛南自南宋到清初的動亂者，“并非全是耕佃為主的農民，而是包含了鹽商、雇工、兵卒、無賴或是塾師等各種復雜的人群”(《“賊”“民”之間12—18世紀贛南地域社會》，頁259)。該書更推而廣之，認為“在中國傳統(tǒng)時代地方動亂的‘動亂者’，往往在動亂前都能夠在地域社會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甚至很多時候他們就是地方社會最有勢力的人群。這一事實表明，地方動亂的‘動亂者’，并非傳統(tǒng)階級斗爭視野中的被壓迫者，相反，他們往往是地方社會中的主宰性力量”(同上，頁260)。〔49〕上述問題仍然有討論的余地。可以相信的是，發(fā)生在同一時期的“動亂”，緣起、訴求本互有不同，宜于作個案研究。

此外我還想到，我們的想象是否過分受限于既有的“名”?歷史生活中從來有模糊地帶。黃氏討論了“‘賊’‘民’之間”。有諸種“之間”，圖像就不再清晰。色彩繁復，斑駁陸離，想象的空間于是乎擴張。熱衷于“命名”不一定是好習慣，但不命名，又不便言說。知乎此，對于“名”就不必太拘泥，關心應當在不可能為諸“名”所涵蓋的豐富的事實，由“模糊地帶”，由諸“之間”開發(fā)自己的想象力。

史學家由歷史人類學的角度研究“動亂”，回答“動亂”與地方社會變遷的關系問題，我所關注的，仍然是士大夫的經驗與反應。兵、賊、盜、虜、義軍，均系士大夫經驗中的“民”，他們在不同情境中面對的“民”，對此“民”的依情境、關系不同的不同指稱。官方文件與士大夫的表述中的“民”，一向語義含混。這個遠非透明的角色，在政治、社會大動蕩中，位置最難厘定。“民”在“賊”、“盜”、“虜”、“義軍”、“官軍”任何一方中，又有可能是其中任何一種力量的受害者。反清志士說“民心可用”；下文將談到，他們所遭遇的當面、直接之敵，佃農、家奴、“田賊”、土寇，也正是民。在明清對抗中，乘亂而起之民，是最不確定也最不易控制的因素，亂局中的一大變數。曾參與過抵抗的曾燦，說因“積怨已深”，“民盡是賊”，一旦“寇”到了城下，“不外降則內潰”(《上萬年伯書》，《六松堂集》文集卷一一)。在當時、事后的敘述中，此“民”只能由其與王朝的政治關系以及與士夫的關系而被界定，似乎在其時的對抗中僅具有功能意義。由出諸士大夫之手的“文獻”，沒有可能還原歷史歲月中的民。即使在引入“唯物史觀”之后，不能直接發(fā)聲者仍保持著緘默；更何況到了晚近，自居為“代言者”的，對于自己的角色認知也發(fā)生了動搖呢。

本文摘自趙園著《想象與敘述》，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