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張對接下來該做什么束手無策。他的俘虜拒絕與他對話，他的軍事地位也不夠強大，南京的軍隊正在向西安逼近，而當地的士兵則拒絕進攻由親蔣的指揮官控制的飛機場。從那里起飛的20架轟炸機盤旋在這座城市的上空，更加劇了它的不穩(wěn)定性。就在其舉棋不定的時刻，少帥求助了一位在中國的最為非凡的西方人。

威廉·亨利·端納來自澳大利亞，盡管他并不會講漢語，但這位前記者卻成了一系列包括張學良在內的中國領導人的顧問。英國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是這樣描述這位絕對戒酒的澳大利亞人的，他是“一個面色紅潤的嚴肅的人，長著……一個大而敏感的鼻子。”當伊舍伍德將要與其旅伴、詩人W.H.奧登去一個戰(zhàn)區(qū)訪問時，端納警告說，他們可能不得不吃中國人的食物。“絕對不要碰那些東西！”他補充道，面部表情厭惡并抽搐成了一團，“它會毀掉你的胃。”

“中國的端納”此刻正在為蔣家人工作，而且與稱呼他為“唐”的總司令之妻關系尤為密切。但他同時也與少帥保持著聯系，幾年前他曾安排過張戒除毒癮的治療。當蔣夫人及其親屬聚會上海來討論其夫被綁架的事宜時，這位前記者是應邀到場的唯一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在雙方的懇求之下，他帶著美齡的信件與一本用以證明蔣介石比人們想象得更加反日的日記飛往北方。

在機場，端納受到了一位會講漢語的名叫吉米·艾爾德爾的蘇格蘭人的迎接，此人是少帥的財務主管，他們一同驅車前往張在城墻內的辦公室去見他。少帥講述了他采取行動的理由，并且歷數了過去數月以來的爭執(zhí)。有一張照片顯示，當其東道主坐在椅子里閱讀一頁紙時，戴著眼鏡的端納身體微微前傾。這應該就是美齡的那封信，信中說綁架對全國的團結來說是一場災難，并敦促張在事情還沒有變得無法收拾前來改變它。雖然美齡也承認可能會有些法律問題有待探索，但她并沒有認真對待少帥的通電中所提出的要求，而更具那一時代的諷刺意味的是，她居然認為事后張會被調往一個更加富裕的地方。

端納和張會見了其他軍官，包括楊虎城將軍。在艾爾德爾的翻譯幫助之下，這位澳大利亞人嚴厲斥責了綁架行為，并且說總司令必須被釋放。已經與張進行了極為艱難會晤的楊似乎并不為之所動。端納與少帥又驅車前去見蔣介石。當他們走進他的房間時，蔣從床上坐起身來，眼里含著淚水。端納把一封美齡的信交給了他，美齡與蔣都是基督教循道宗信徒，她在信中說會為他而祈禱。當端納說美齡計劃飛來時，房間里的氣氛陡然變得緊張起來，“你不能把她帶到這個賊窩里！”這位丈夫大聲喊道。然后轉過頭去面對墻壁，并拉過毛毯遮住他的頭。“我想你應該離開這個房間，”端納說，“它不是你待的地方。”蔣拉下毛毯怒目而視，房間里變得令人難以承受的安靜。最后，他終于開口說道：“我跟你走。”

端納和張走出了屋門，而這位總司令也在60個小時后首次站起身來。“當他全身戎裝地出現時，衛(wèi)兵們立正敬禮，目送這三人走向一輛汽車。”端納的攝影師根據當時的情景這樣寫道。而當他們驅車經過城市的時候，總司令緊緊握住了那位澳大利亞人的手。

在轉到一處室內有暖氣、外面有草坪的房屋后，少帥立正站在那里聆聽總司令對他的厲聲呵斥。端納注意到這位年輕人已經是疲憊不堪，幾乎無法站立。蔣介石對張的要求不屑一顧，端納已經感受到了這一事變背后的深層次的怒火，而且對張的自控能力也頗為驚訝。端納告訴蔣，他被一個親日的派系所包圍，而且也應該傾聽一下西安人民所表達的意愿，少帥在一旁充當翻譯。而當這位澳大利亞人的談話內容變得過于生硬時，少帥沉默不語，吉米·艾爾德爾又接過話頭繼續(xù)翻譯下去。端納建議張學良先回去，而當門被關上時，根據這位澳大利亞人的說法，總司令的不可一世的外表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帶著絕望的表情轉向他的顧問，揮著手嘆息道：“完了，都結束了。”（由于這兩個人都不會說對方的語言，所以這可能只是一個手勢問題，而決不可能像端納的攝影師用戲劇性的語言所描繪的那樣。）

端納隨后前往機場，乘專機飛向東部200英里的軍事重鎮(zhèn)洛陽，在那里他可以更加方便與安全地和在南京的蔣夫人交流。那一天大雪紛飛，云層很低，飛機越過山峰時，機翼幾乎觸到了黃河沿岸的懸崖峭壁。抵達洛陽后，端納打電話給美齡，敘述了事態(tài)的進展。美齡則說國軍將領們已經決定置其丈夫的生命于不顧而發(fā)動進攻。

軍用飛機已經開始轟炸西安東部，其中的幾架在端納返航時一直尾隨著他的飛機，迫使其沿著一座山梁繞道飛行，降落時只剩下幾加侖燃料。當這位澳大利亞人告訴蔣有關轟炸的事情時，總司令卻急切地問道：“你認為他們還會再試一次嗎？”他的顧問茫然地看著他，暗自思忖：“我的上帝，我真的認識這個人嗎？”第二天清晨，張轉述道，蔣一直在詢問飛機為什么不攻擊西安。

原因是大雪使轟炸機無法起飛。“上帝在保佑你，”端納評論道，“如果飛機可以進來，他們有可能會在匆忙中誤傷到你。”蔣聳了聳肩。“他想成為一位烈士。”少帥說道。但情況并非如此，在被扣押在西安的國軍將領的建議下，總司令寫信給南京命令停戰(zhàn)三天。根據蔣的記載，張學良說如果兵諫失敗，他就會或飲彈自戕，或落草為寇。

就在端納往返于洛陽之際，周恩來也抵達了西安。他的使命變得十分艱難，需要利用他從其官吏家庭繼承下來的所有斡旋本領以及被選作共產黨的首席外交官的全部智慧。斯大林已從對綁架的最初歡欣鼓舞中冷靜了下來，克里姆林宮將它定義為一次日本人的陰謀。柏林和東京剛剛簽訂了反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條約，而莫斯科則希望蔣介石成為其在亞洲的同盟。因而毛澤東及其同事們被告知，這次綁架對反日事業(yè)“客觀上是有害的”。盡管蔣介石在十年多的時間內一直在屠殺他們的成員，他們還是屈從了莫斯科的旨意，周被告知去尋求一種平息的方案。

而這也恰恰是少帥現在拼命想得到的結果，他日益變得舉步維艱。在讀完端納帶來的蔣介石的日記后，他得出了總司令比他以前所想的更加愛國的結論。于是他放棄了一半要求，并且安排另一個調停者、蔣夫人的哥哥宋子文飛抵西安。宋子文是一個體形健壯且極為富有的銀行家，曾做過蔣的財政部長。他此行帶來了一張美齡給蔣的便條，上面寫道，如果她的哥哥三日內沒有返回，“必來與君共生死”。當她的丈夫讀到這里時，他的日記記載道，“不禁泫然淚下”。

但他仍舊拒絕為他的自由而低頭，他把遺囑交給了宋，并向他出示了一個進攻西安的計劃。顯然感覺到好了許多，他一直睡到12月21日上午11時，此時其內兄將返回南京，前來與他告別。端納也飛回了首都，并在那里見到了美齡，后者則決定隨他一同飛返西安。她隨身攜帶著一把手槍和丈夫的備用假牙，當飛機著陸時，她把槍塞進那位澳大利亞人的手里并低聲說：“如遇軍隊嘩噪無法控制時，即以此殺我，萬勿遲疑。”這位顧問向她保證她絕不會受到任何騷擾，可她還是不斷地重復道：“求你。”但是當她身穿皮毛領子的黑色長大衣走出飛機時，看上去卻和往常一樣鎮(zhèn)定自若。

張前來機場迎接，他和美齡自從1925年起就彼此相識，那時，她是上海最大家族中的一個28歲的聰明干練的女兒，而他則住在那座城市的一棟現代化的公寓樓里。現在，她發(fā)現他“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美齡和端納一致同意對反叛者采用一種和解的語調，她說在見到丈夫前需要喝一點茶。然后，下午4點鐘，美齡經過荷槍實彈的衛(wèi)兵走進了蔣被拘押的那所房子。當她跨進房間時，總司令感嘆說他已經知道她會到這里，并且已在那天清晨誦讀了一段《圣經》，“耶和華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護衛(wèi)男子”。

美齡記載了見到她丈夫時所感受到的憤怒：“時吾夫以背脊受傷，方臥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護，緩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適。此時目睹吾夫，負傷床第，回憶遇劫當時，黑夜攀登山巔，手足為荊棘與山石刺破，遍體鱗傷之狀況，余實情不自禁，對于事變負責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但她在與張進行討論時卻始終保持著和緩的語調。她和端納待在城里唯一的一座現代化的飯店里，那里有中央供暖設備、一家理發(fā)館，還有一個擁有舞池與玫瑰色電燈泡的白色餐廳。黃昏時分在花園里散步時，美齡和端納得出了張并不能獨自作出最終決定的結論。由于擔心可能會成為替罪羊，所以楊虎城將軍的態(tài)度頗為強硬。他堅持要國軍從西安東部撤退，并且要蔣介石作出履行反叛部隊的主要要求的書面保證。但總司令對此一概加以拒絕。

隨著食品價格的飛漲以及煤炭供應的日漸稀缺，這座孤城的形勢變得日益艱難?？只诺漠數鼐用窕蛘咄诜揽斩?，或者被迫到城外去挖掘戰(zhàn)壕。政府的飛機撒下了成千上萬份報紙，這些報紙紛紛報道了中國各地竭力反對綁架的消息。絕望之中，少帥向美齡建議將總司令喬裝打扮一番，然后用車偷偷送走。但她對此斷然拒絕，因為這既有損尊嚴，也因為她的丈夫絕不會做這樣的一次旅行。

幫助來自一直逗留在少帥司令部的周恩來。在張和端納的敦促下，美齡同意與這位共產黨的特使會面。在兩小時的會談中，周說她的丈夫是唯一能夠領導國家的人。圣誕之夜，周去見了總司令。這兩個人的命運不時地出現一些交叉點。十多年前，他們曾經是蔣開始其通往權力頂峰的軍事學院的同事，周是那里的政治代表。1927年，當蔣介石清洗左派時，這位共產黨人勉強逃生。根據所有的記載，西安的會談是誠懇的—或者說是高水平裝腔作勢的?？偹玖钫f不該再有任何內戰(zhàn)了：“雖然我們一直在彼此作戰(zhàn)，我卻經常想到你。”他又補充道，“我希望我們可以重新在一起工作。”而周則說共產黨愿意支持蔣作為全國的領袖來抗擊日本人。

第二天早晨，端納在壁爐旁留下了圣誕禮物——一臺送給美齡的便攜式打字機和一塊給她丈夫的船用毛毯，蔣露出了13天以來的第一個笑容。一個甚至更好的禮物則是由張送來的周的善意。這位共產黨人已經與美齡進行了第二次會談，在這次會談中，她用少帥或者毛澤東才可能使用的語言說：“我等皆為黃帝裔胄，斷不應自相殘殺。”這位已經利用軍事力量登上了權力頂峰的人的妻子又補充道，“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謹遵斯大林旨意的周恩來決定表面上接受它，他勸說楊虎城放棄了蔣介石書面保證的要求。一個口頭一致的保證因此而最終形成，總司令可以自由地離開了。

離開之前，蔣還要對事件作出最后的定論。在稍后發(fā)表的對張、楊二人的訓誡中，他總結道，形勢朝著他所樂見的方向發(fā)展，堅稱他未作任何承諾，而且張、楊二人必須無條件地聽從中央政府的命令，“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根據官方記錄，他的訓誡是在兩個立正站立的衛(wèi)兵在場的情況下由其妻記錄下來的。他是否真的在那一時刻發(fā)出了這樣一則訓令頗令人懷疑，因為總司令的一位副官聲稱訓令是在事變之后寫下的。但不管實情如何，后來這個訓令成了蔣未作任何讓步的證據。然而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張、楊陣營支持的一家當地報紙卻寫道，總司令已經同意了與共產黨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毛澤東也聲稱蔣介石“愿意采納那些有利于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為未簽字而不守信用”。

下午4點，蔣介石夫婦抵達西安機場，少帥也坐在他們的坐駕前排的司機旁邊。這一事件的主角們擺好姿勢拍攝了集體照。身著夾克衫燈籠褲的少帥面露呆滯的微笑，而唯一穿軍服的楊虎城將軍則立正站立。蔣介石夫婦并肩站著，美齡身著時髦的黑色上裝和淺色長裙，她的丈夫則穿著黑色厚長袍，頭戴軟呢帽。既無意與南京開戰(zhàn)又不打算自殺或落草為寇的張學良要求與蔣介石夫婦同機飛赴南京，去面對任何可能被認為合適的懲罰。正如美齡所記載的那樣：“負責叛變之軍事長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國法之裁判，實為民國以來之創(chuàng)舉。”

他們首先飛往洛陽。根據端納有關這次飛行的回憶，當蔣夫人帶著不易覺察的微笑望著窗外而她的丈夫又沉沉入睡時，少帥顯得既憔悴又緊張。飛機降落后，蔣堅持張與他同乘一輛車前往他們下榻的軍事學院，張就睡在他對面的房間。第二天，蔣飛往南京接受成千上萬人的歡迎。為表彰端納的工作，蔣授予他藍綬帶采玉大勛章。明知自己的表態(tài)會被拒絕，總司令還是因其下屬的反叛而提交了辭呈，并隨后前往浙江省東部的家鄉(xiāng)休假。

少帥乘另一架飛機飛抵南京，在機場只有一位官員陪同他一同前往宋子文在城中的褐色別墅，但秘密警察卻尾隨著他們，張很快就被送交法庭審判。在軍事法庭審判期間，有一次他大聲喊道，蔣介石是統(tǒng)治集團中唯一有價值的人，“你們其他人不會對中國構成任何損失”。他補充道，“如果我獲得自由，我將發(fā)動一場革命。”張被判刑10年，后為取悅于蔣介石，又改判為拘押。

盡管總司令并未把他的名字留在任何一份西安的協(xié)議上，但這一事件仍然是一個十分關鍵的歷史時刻，全國的反應都表明了一種團結起來共同對抗日本侵略的愿望。只有一個人能夠符合這種需求，而他在西安毫不妥協(xié)的行為給了他一種特殊的地位。當蔣返回南京后，他寫道，他“意識到獲得了第二次生命”。但全國高漲的愛國熱情使他無法對共產黨施加最后的剿滅行動，所以當他的一個非常親近的副官向他建議即刻向紅軍在延安的根據地發(fā)起進攻時，他低著頭未作任何回答。共產黨則在其虛弱與易受攻擊之時得到了重要的喘息時機。如果“西安事變”沒有發(fā)生，共產黨的生存將更加困難重重。這也就是為什么1936年12月中的13天成了20世紀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那個促使這一切發(fā)生的人將會遭到半個世紀之久的拘押。少帥在1946年被押往臺灣之前曾被軟禁在中國各地的房屋和洞穴中，而他最終在臺灣的獲釋已是在1991年。皈依基督教后，他與其終身相依為命的伴侶結婚并且移居夏威夷。2001年，年屆百歲之際在那里溘然長逝——他把他的長壽歸結為睡覺好與心靜。在他逝世后的口傳史中，他曾說蔣因他提議與日本而不是與共產黨作戰(zhàn)而對他“深惡痛絕”，而且還將總司令描繪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自我中心主義者。“我們的友誼形同血肉，”他在一次電視采訪節(jié)目中補充道，“但我們的政治歧見卻有如不共戴天的仇敵之間的關系。”心存感激的共產黨人將他奉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江澤民稱他為“不朽的英雄”。

作為少帥的第一個拘押地，蔣選中了寧波東港南部雪竇山客棧的一個風景如畫的地方。在這套有三個臥室的平房下面，碧綠的茶樹一望無際，花園里桃花怒放，而旁邊就是據說已有1500年歷史的笑佛寺。張在臺階上栽了兩棵樹，并且燃放鞭炮來平定他對所發(fā)生的事情感到的悲哀。6個月后，廚房里的一場大火毀掉了這個客棧，少帥搬進了寺廟的寓所。“萬里碧空孤影遠，”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漸漸鬢發(fā)老，唯有春風今又還。”山坡下就是蔣介石50年前的出生地——溪口村。偌大的中國，不知總司令何以單單選中其家鄉(xiāng)附近的一個地方作為其最著名的囚徒的監(jiān)牢。

（《蔣介石傳》，[英]喬納森·芬比著，陳一鳴譯，中國青年出版社，原為《蔣介石傳》的“序言”，原標題為“西安十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