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軍沖入“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大樓

　　趙國屏不知道，幾乎與此同時，在張學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黨員王佩青已開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觸。后來，王理寰談道，“從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帶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開車，勤務兵只有孫喜貴，以免外人知道”……

　　問題在于，在幾個月的時間里，無論趙國屏還是王理寰，都僅僅為中共地下組織提供了些許便利；對起義的要求，他們以“時機不成熟”的理由，不斷推脫。他們始終保留著觀望態(tài)度。直到10月29日，當沈陽淪為一片孤城、十幾萬大軍兵臨城下之際，他們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與解放軍各部聯(lián)系。

　　暫編53師師長許賡揚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幾名代表，“分頭向各方面解放軍尋求聯(lián)系”（許賡揚，《沈陽解放時的暫編53師》）。次日，他的代表作戰(zhàn)科長張社民找到了解放軍獨立2師師長管松濤；在兩天的談判后，管松濤代表遼北軍區(qū)司令員聶鶴亭、政委陶鑄，與他達成了起義協(xié)定。后來，在寫給東北局的報告里，陶鑄表示，“準其起義有好處。我可早兩天進城，減少破壞。……總之是各階層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反對特務破壞，在我軍進城前，協(xié)力維持秩序，不使沈陽再遭受破壞”（《遼沈戰(zhàn)役作戰(zhàn)電報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