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初,大陸傳記文學作家葉永烈在日月潭旅行途中,在“涵碧樓紀念館”展示的《風云聚會涵碧樓:兩岸關系濫觴地》文史材料,發(fā)現一段“不尋常的記載”:“民國五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涵碧樓,聽取曹聚仁密訪北京報告…”
葉永烈后來把“涵碧樓見聞”寫成文章發(fā)表后,引起廣泛回響,好像找到了曹聚仁擔任密使的珍貴“史料”。近年,網上文章也競相轉帖,涵碧樓似乎成為兩岸密使的“檔案館”。不過,當記者向承建紀念館的“鄉(xiāng)林建設”查詢文獻依據時,鄉(xiāng)林副總經理應致德卻說,因當年的承辦人已離職,文史資料究竟依據那些檔案整理而成,目前已找不到原始的紀錄。
邵:蔣當天不在日月潭
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也強調,根據國民黨檔案及可靠的“侍衛(wèi)日志”,他可以肯定的說,“民國五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蔣介石總統(tǒng)當天并不在日月潭,而是在桃園大溪行館。不過,邵銘煌說,蔣介石當天不在日月潭,并不代表曹聚仁就不是密使,原因很多,可能是曹聚仁記錯日期;或紀念館“出口轉內銷”,東抄西湊,參考未經證實的文章而來的。長年關注其父親曹聚仁史料動向的曹景行認為,雖然無法證實涵碧樓記載的真假,但“侍衛(wèi)日志”或紀念館文史,畢竟不是權威檔案,期待兩岸有關部門能公布完整的史料檔案。
傳聞半世紀 撲朔迷離
曹聚仁扮演密使的傳聞,半世紀以來,撲朔迷離。曹聚仁是否來過臺灣,見過蔣氏父子,始終未見明確的檔案,尤其,國民黨早年視曹為“左派文人”,處理密使檔案更戒慎小心。相對的,大陸近年關于曹聚仁的史料已相繼問世。一九九八年,中共中央文獻室出版《周恩來年譜》,就出現曹聚仁的名字,使得曹聚仁在兩岸扮演的密使任務,得到權威的左證。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一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上商議周恩來接見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的事宜?!?/P>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十六日、十九日,(周恩來)先后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陪同,三次接見曹聚仁?!薄吨芏鱽砟曜V》,絕對是中共權威史料,也是最正式的官方記載。
曹景行就認為,周恩來當時是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商議接見曹聚仁,可見他父親從事的任務非比尋常。曹景行回憶說,一九五六年,他母親帶著他北上和父親會面。“那年我才十歲,跟著父親見到邵力子等人,他們大人忙著開會,而邵力子和夫人,則陪著我們在頤和園附近爬山?!?/P>
根據《周恩來年譜》,以及周辦主任童小鵬的回憶,周當時在頤和園會見曹聚仁時,闡明“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試探性地詢問了周恩來,關于“和平解放臺灣”的談話究竟有多少實際價值。
周答稱:“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價值完全相符。國共兩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zhàn)勝利。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個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職的《南洋商報》,向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訊號。
《周恩來年譜》提供左證十月七日,周再次和曹會面。《周恩來年譜》記載,周回答曹詢問臺灣回歸后,將如何安排蔣介石。周說:“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陳誠如愿到中央,職位不在傅作義之下?!?/P>
依據中共中央文獻,一九五六年起,曹聚仁應與毛周高層建立直接對話管道。一九五八年八月間,毛澤東曾接見曹,透過他釋放有關金門炮戰(zhàn)的策略。曹后來以“郭宗羲”之名對外發(fā)表獨家新聞,扮演了對臺傳遞訊號的角色。
曹:經國不愿當李后主
曹景行認為,從史料可知,他父親從一九五○年代中期,就成為國共溝通管道。他父親常以“燈臺守”自許,駐守香港,等待兩黨“床頭打,床尾和”,但等到貧病交迫的暮年,他父親終于留下“經國不愿當李后主”的話語。一九七一年七月廿八日。曹聚仁在家書寫道:“國際局面變化很大,我這個燈臺守,只能癡漢等婆娘似的,等他們送媚眼來,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雙耳。最近幾年,怕的還得工作下去。我精神這么不濟,雙方都不讓我走呢!”輾轉港澳,等候兩黨捎來信息的曹聚仁,最后還是沒有等到國共愿意合作的訊號。
隨后,在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正常化出現重要端倪之際,國共合作的倡議,也就不了了之。一九七二年七月,曹聚仁病逝澳門。曹聚仁的密使真相,仍待更多史料問世,才能探究那段神秘互動的年代。曹家子女在《蔣經國論》重新出版之際寫道,蔣經國做事從來不留片紙只字,那么蔣曹最后交往過程,究竟還有那些事情,可能將成為“永遠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