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臺灣海軍。圖片來源：中國時報

    臺海網11月19日訊 臺灣《旺報》18日刊發(fā)由張家林口述、夏沛然、王渝執(zhí)筆的回憶文章講述了 臺灣島內一度“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一位臺灣老兵的傳奇經歷。

　　張家林是安徽合肥人，1931年6月5日生。后來到臺灣。1950年3月11日臺灣海軍士兵學校畢業(yè)，分發(fā)到臺灣海軍服役。1952年“因忠貞程度見疑”，遭逮捕關押。

　　獲釋后重回臺灣海軍，又以“意圖顛覆政府”罪嫌再次被捕，經軍法審訊后判刑10年，先后關押在鳳山、臺北、泰源、綠島等地。1967年2月27日獲釋出獄。

　　原文摘編如下：

　　在白色恐怖下，涉及“匪諜”、“叛亂”、“臺獨”等罪名的案件，首先由當局“國防部保密局”(其后為“軍事情報局”)、“臺灣省保安司令部”(1958年改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以及“調查局”等單位負責逮捕與偵訊；接著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負責起訴與審判。多數(shù)是秘密審判，只有少數(shù)受國際社會關注的才公開審判。

　　1951年初夏，我19歲，從左營海軍士兵學校畢業(yè)，以信號上等兵分發(fā)到編號76的“正安艦”服役。有一天，我們巡航返回基隆軍港，左舷緊靠已經先停泊在軍區(qū)碼頭編號23的旗艦“太和艦”。

　　荒謬由此開端

　　在“太和艦”服役的程金龍來到我的住艙。他跟我商量，要我上“太和艦”去替代他上等兵出的缺，他自己則要離開“太和艦”去陸地信號臺服務，準備投考海軍官校。我這人最怕別人求我，人家一旦開了口，我總是盡量答應。記得小時候，母親炒的花生，玩伴要吃，我連裝花生的罐子都給人家。何況程金龍是我在左營海軍士兵學校時的同班好友。

　　這種請人替代出缺、自己另求高就的事當時很尋常。程金龍未考進左營海軍士兵學校之前，擔任過當時海軍副總司令馬紀壯的侍衛(wèi)，想必他出缺的事早就上下打點好了，只要我去替代便一切就緒。我就這樣上了“太和艦”。

　　我這位好友程金龍，后來一直干到商船的船長。不幸的是，后來連人帶船沉沒于無情的大海。每一念及，我總無比感傷。

　　我原來服役的“正安艦”跟“太和艦”不能比?！罢才灐笔侨毡救诉z留下來的小破船，而“太和艦”卻是3000多噸的大軍艦。好景不常，我在“太和艦”上只待了7、8個月，就被調到金門“114艇”服役。

　　踩到大官的手

　　這“114艇”就更差了，設備簡陋，又小又髒。據(jù)說它是從吳淞口撿來的漂流漁船，在上面裝了炮，就成了“114艇”。后來回想，我被莫名其妙調離“太和艦”，可能有兩個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不是國民黨黨員。“太和艦”是司令艦，來來往往的常有些大官，而非黨員一向不被信任，我這個非黨員一定被視為不當人選給剔除了。

　　另外一個原因是表現(xiàn)不好。據(jù)同事告訴我，有一次我在信號臺上值班完畢，一翻身從臺上跳下，腳踩在樓梯扶攔上一位來艦巡視大官的手上，但我毫無知覺，扭頭就跑了。這位大官據(jù)說就是當時的“政治部主任”蔣經國。

　　我當時年輕，根本不知誰是蔣經國。如果真發(fā)生這樣的事，把我這個魯莽毛躁的小伙子調走，對深怕得罪蔣經國的船上官員來說，應該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在金門“114四艇”服役，擔任信號的工作。這艇上的“操舵房”里工作的只有3個人。以往我待過的船上，“操舵房”里都需要好幾倍的人輪流工作。這艇之小可見一斑。

　　給我這個新來乍到的人安排的值更，是半夜到清晨四點，也就是最辛苦的一班。我心里那份窩囊，就別提了。我在“操舵房”值班無事時，常打瞌睡，艇長為此多次斥責我。我少年氣盛，對工作環(huán)境失望，又覺得遭到歧視，表現(xiàn)于外就不免粗暴傲慢。艇長明顯地厭惡我。我呢？當然也厭惡他。后來給我的罪名好像就是“忠貞見疑，思想有問題，意圖脅迫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