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lián)合報》5日社論指出：高雄食品工廠爆出囚禁外籍移民工長達14年，冷酷情節(jié)，令人嘩然。更驚人的是，高雄市政府一年前即知此事，卻一直等到檢察官以“人口販運防制法”起訴雇主和中介，勞工局才急忙開罰。這一年的行政空白，究竟是何道理？是高雄市政府服膺蔡英文哲學，一心只想當“公親”，如今才猛然想起自己其實是“事主”嗎？

　　這樁囚禁苛待移工事件，是黑暗臺灣的“女奴吁天錄”。它所揭露的，是東南亞籍移工在臺灣的處境，由于不合理法令的束縛、官僚的顢頇與失職，多年來其實已淪為現(xiàn)代奴工。如此悲哀的人權紀錄，是臺灣之恥。

　　這4名離鄉(xiāng)背井來臺灣工作的外籍勞工，經歷實難想象。除了遭到軟禁之外，一天工作高達15小時，每月只能休假2到3日。被囚為奴的10多年間，鄰里竟無人發(fā)現(xiàn)她們的存在。其間，女移工為求脫困，存錢、托人偷買手機，半夜躲棉被中發(fā)訊息回印度尼西亞求救，再輾轉由外交管道，破門救人。她見到警察的第一句話，竟是：“我等你們很久了”。如此情節(jié)，豈不令人鼻酸？

　　臺灣奴役移工，早有先例。2009年，新竹市知名小吃店讓外籍家庭看護工充當?shù)陜入s役，一天工作19小時；且因居住環(huán)境差，移工竟長了頭虱，店主強帶至理發(fā)廳剃光頭。遭起訴后，店主捐10萬元（新臺幣，下同）給公益團體，法官遂判了緩刑。

　　深入剖析，這種囚禁逼奴情事之所以發(fā)生，引信暗藏在移工政策與法條之間，只是臺當局裝聾作啞，任憑不肖中介與不良雇主逼工為奴，百般剝削。

　　其一，依現(xiàn)行的臺灣法規(guī)，中介和雇主可輕易謊報移工為“逃跑外勞”，不須提出任何證明。移工一旦被注記為“逃跑外勞”，立即喪失工作和居留的權利，須面對罰款與遣返的風險。因此，這條法令成了中介和雇主控制移工的“緊箍咒”。在高雄囚工事件中，移工就遭中介謊報為逃跑外勞，并以此要挾移工必須按月由雇主代扣1800到4800元不等的中介費。向賣體力活的異鄉(xiāng)弱勢者詐取血汗錢，這種錢也賺得下去？

　　其二，《就業(yè)服務法》中規(guī)定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不平等條款，多年來雖經勞工團體不斷呼吁修法，仍然紋風不動。這使得移工面對不合理待遇，完全沒有協(xié)商籌碼，直到忍無可忍，也只有逃跑一途。逃逸外勞人數(shù)居高不下，這是主因。更不堪的是，“追緝逃逸外勞”還是基層員警的“業(yè)績”，移工成為拼治安的替罪羔羊。事實上，逃跑外勞往往成中介業(yè)者手上的“黑工”，無法聘雇合法移工的雇主，中介都能派出逃跑外勞頂替，既可以誣報逃逸、又可以控制去向，兩頭賺。不合理的就服法，因而變?yōu)椴涣紭I(yè)者的“聚寶盆”。

　　其三，同樣是外勞，卻有兩種待遇：工廠移工適用“勞基法”，家庭移工卻不受勞基法保障。眾所皆知，許多家庭移工從事的都是變相工作，以高雄的豆干工廠為例，夫婦各自以父母名義申請外籍看護，立刻扣押證件，“看護變女工”，根本不甩“勞基法”。

　　臺灣自1992年引進“外勞”，至今已有60萬移工在臺，為總人口的40分之1，許多人卻未受到善待。臺當局“勞動部”多年來對“修法”要求無動于衷，豈能無責？這次，“勞動部”第一時間照本宣科：“這次是個案，未來會加強對雇主及移工的法令宣導”。這種百用不厭的公關辭令，只足以敷衍輿論，如何能改善現(xiàn)況？

　　面對高雄勞工局的失職，臺當局新“勞動部長”林美珠避重就輕說：“‘勞動部’與‘檢察署’之間聯(lián)系不佳，‘勞動部’會檢討。”不談根本的“修法”，卻談內部溝通；不談高市府責任，卻說“勞動部會檢討”，這是在為陳菊護航嗎？別忘了，12年前高捷的泰勞暴動事件，因而下臺的“勞委會主委”正是陳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