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高大的“法的精神”、漂亮的“民主意識”不談，道理非常簡單：判你有罪之前，如果不允許你為自己說話，也不允許旁人為你說話，那么，判決權和“刀”的擁有者將為所欲為，對有罪和無罪的判定會徹底與“法”無關。

　　1980年，被稱為“中國最偉大律師”的張思之為“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擔任辯護律師。此后，他辯護名單上的“異端”越來越多。有些時候，即使對結果“心知肚明”，即使從內(nèi)心深處厭惡自己的“委托人”，張思之也“堅決維護他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在中國，實現(xiàn)這樣的權利其實并不容易。

　　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可以隨時提訊被告，辯護人見被告人則相對困難。此外，檢察機關也有權對案件進行補充偵查。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個體權利的實現(xiàn)全賴于法。但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熟悉法條和程序。辯護制度能夠提供一種“專業(yè)性”，實現(xiàn)相對公平的訴訟權利。此時，辯護律師不是“冷血動物”“賺錢機器”“訟棍”或“沒有良心的混蛋”，只是法的代言人，他維護的不是公眾定性的“壞人”或“罪犯”，而是人權和司法體系中辯訴制度的平衡性。

　　站在被告席上的，不只有東條英機和馬加爵，也有聶樹斌、趙作海、佘祥林……呼格吉勒圖的生命定格在18歲，我采訪過的張高平張輝叔侄，無辜入獄10年，才平反歸來。

　　每個人都有可能站在被告席上，以有罪或無罪的身份。

　　“罪刑法定”是中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表示，任何人未經(jīng)生效判決確認，都不能被視為“罪犯”。于公安機關，叫“嫌疑人”，于法院，叫“被告人”。近年來，中國司法的一系列實踐都在彰顯“疑罪從無”的精神。有辯護制度，無罪推定才有保障。

　　“毒樹之果”這個詞誕生于美國，是指檢方通過違法渠道或非法線索取得的證據(jù)——“樹有毒，果便有毒”，法院審判時對這種證據(jù)應不予采納，保障程序正義的實現(xiàn)。在中國也一樣，理想情況下，為了盡可能讓辯護人“無可辯駁”，公安與檢察機關會更為重視“證據(jù)鏈完整”這一公訴基礎。完善而行之有效的辯護制度的存在，會凸顯“合法證據(jù)”對“定罪量刑”至關重要的作用。辯護人越在意“果”的“含毒量”，檢方越得追求證據(jù)的“含金量”。

　　在一個法治與法制都尚在成長中的國家，為莫煥晶這樣“沒有權勢”“沒有財富”的犯罪嫌疑人辯護，不是“多此一舉”，恰恰是“極為必要”。但我們也必須保持關注，在那方小小的“辯護人”名牌后，站著的，到底是不是動機純粹的專業(yè)者。

　　今天，我們也許正在維護一個“壞人”的權利。但終有一天我們會看到，不論“好壞”，當每一個人的權利都依法得到保障的時候，才是正義得到了真正的、最大的伸張。

　　(秦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