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周小川也指出，貿易戰(zhàn)對中國市場情緒的影響很大，可能會削弱投資者對中國企業(yè)和股市的信心。在他看來，中國真正需要提防的是“明斯基時刻”——這一以經濟學家明斯基命名的觀點認為，這是“資產價值崩潰的時刻”，也就是經濟長時期穩(wěn)定可能導致債務增加、杠桿率上升，從而內部爆發(fā)金融風險，陷入漫長的去杠桿化時期。

換言之，應對貿易戰(zhàn)，中國真正應當做的，就是保持定力、以我為主，做好自己的事；中國真正面對的風險和挑戰(zhàn)，也來源于此。

我們此前說過，中國是世界制造業(yè)第一大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lián)合國產業(yè)分類全部工業(yè)門類的國家；憑借這一基礎，中國不害怕美國在貿易戰(zhàn)中的極端措施（禁運之類），因為那只會導致美國自己國內市場供應大面積斷絕；也不必過分擔心對美貿易報復會過多抬高國內制成品價格，反可將其作為進口替代、推進國產化、或發(fā)展出口導向先進制造業(yè)的契機。

同樣，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大宗貨物在中國市場占有率不是很高，較多的是初級產品，可替代性較強。這一點就決定了，中國的對等報復對相關貨物供給的影響相對較小，相應地對相關生產、就業(yè)的影響也較小。

拿中國在此次貿易戰(zhàn)中受影響比較大的幾個省份來說。在浙江，小商品王國義烏的策略，是抓緊開發(fā)高新技術產品，發(fā)動企業(yè)協(xié)會的會員共享專利，抱團作戰(zhàn)；在寧波，最大的光伏企業(yè)已經將市場從歐美轉回國內；上海的策略是積極開拓“一帶一路”市場、輻射“長江經濟帶”；廣東、山東、江蘇、福建等多個省份則出臺了更多支持技術改造、產業(yè)升級的政策，并應用匯率對沖、期貨期權、遠期合約等技術性手段對貿易戰(zhàn)風險。

老話還是有理：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

貿易戰(zhàn)中暴露出的核心技術被卡脖子、金融安全存在風險、國內社會存在的危機等問題，已經給中國敲響了警鐘。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靠更深刻的改革、更大力度的開放，解決深層次矛盾，在“危”中找到新的增長之“機”。

本質

再回頭來說說這場貿易戰(zhàn)。

貿易戰(zhàn)的起因似乎很簡單。從競選開始，特朗普就反復強調，中國、墨西哥等國家“偷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中國等國家在跟美國的貿易中一直在“占便宜”，美國吃了大虧；美國的制造業(yè)都流到海外去了，工人失業(yè)，這種狀況必須改變，等等。

然后，他拿起了關稅大棒，全世界揮舞。當然，這其中，中國是塊頭最大的那個目標，但加拿大、歐盟、日韓等盟友同樣未能幸免。

真的是這樣嗎？顯然不是。前文引用的蘋果公開信已經證明了單純拿貿易逆差說事兒的不足信。事實上，在中美經濟往來中，中國是“貿易順差”，美國是“利潤順差”。大量經濟數據都證明了這一點。價值鏈上誰是高端誰是低端，也一目了然。

曾與中國打交道20年、深度參與中美事務的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曾花了很長時間與國內的保護主義周旋。在回憶錄中，他這樣反省美國經濟存在的問題——

“人民幣匯率固然重要，但不是我們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畢竟我們和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有逆差。和中國的貿易赤字源自讓美國存錢太少而借債太多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而中國人卻存錢太多而消費太少。解決這個問題才是關鍵。

美國的失業(yè)問題還有其他原因，包括新技術擠掉了制造業(yè)和其他很多行業(yè)的工作，以及教育體系不再能提供足夠的高等技術工人來滿足經濟快速發(fā)展的需要……

核心問題是經濟不均衡。小心謹慎的中國人存錢太多，美國人受其稅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刺激，堆積了大筆債務，對廉價的中國商品趨之若鶩。我們需要清理我們過多的債務。

中國人聚集起來的大量金錢，又重新流回到西方，創(chuàng)立了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堆滿了廉價的金錢，催生了投機的過分行為。我們恣意揮霍的方式會將這一切付之一炬。”

保爾森的反省是對的，因為他最后一句話一語成讖——2008年，美國引爆金融危機，時任財長的他親手去處理并見證了一切。

保爾森更明確地作出預言：

“保護主義會自己擊敗自己。讓中國產品更昂貴的立法只會傷害美國消費者，他們會發(fā)現，像電視機這樣的商品超出了他們的消費能力……

中國對于公開威脅反應強烈。中國不會退縮，而更可能會進行報復。這樣關鍵的出口行業(yè)就會受到傷害，比如計算機、飛機、農產品和機械產品。進一步的類似立法也許會引發(fā)其他國家采取保護主義措施。”

很不幸，又被保爾森言中了：今天，歐盟、加拿大、中國等國家和地區(qū)，正在不得不用這樣的方式反擊美國。

再插播一句：據外媒報道，趁著中美掐架，現在正在美國掀起收購潮的，是日本。

保爾森（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