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印度農民抗議活動升級。據《印度時報》12月21日報道，農民將接力進行“絕食抗議”，以反對政府新出臺的農業(yè)改革法案。

今年5月，印度財長希塔拉曼公布經濟救助和改革計劃，其中針對農業(yè)領域計劃廢除農產品收購的“中間人制度”。9月，政府通過《農產品貿易和商業(yè)法案（增強與促進）》《農民價格保障與農業(yè)服務法案》和《必需品（修正）法案》，三部改革法案成為導火索。自11月26日起，印農民不顧疫情影響，在新德里等地舉行抗議活動。

農民為何不買賬

今年5月，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已經出現(xiàn)零星的抗議活動。9月通過的三部改革法案火上澆油，導致局勢失控。     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書劍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農民焦慮的原因在于“議價權”的喪失，“此前，農民和經銷商已經形成利益共同體，農民通過經銷商形成統(tǒng)一議價權，獲得穩(wěn)定保障。雖然從自由市場的角度考慮，多一層‘中間商’就會多‘吃’掉一點利益，但農民認為現(xiàn)行制度可以保障他們的利益。若改革推行，農民就會直接面對具有壟斷能力的大企業(yè)和財團，導致議價權喪失，這就是農民不愿被卷入自由流通市場的原因。”

農民的擔憂并非毫無根據，印度政府早有“前科”。據瞭望智庫報道，2006年比哈爾邦實施農業(yè)自由化改革后，作為資本方的糧食貿易商在糧食豐收時壓價收購、歉收時大量賣出，嚴重削弱廣大中小農收入預期。

因此，新一輪農業(yè)改革直戳農民痛點，導致農民對政府愈發(fā)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也有政治原因。張書劍認為，印度政府此前通過釋放補貼、減免貸款等“砸錢”手段爭取農民支持，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今年受疫情影響，財政無力承擔，不得不放棄之前的承諾，引發(fā)農民不滿。

矛盾紛爭背后

目前，印度政府與農民代表已進行6輪談判，但均以失敗告終。雖然政府方面一再強調中間人損害了印度農民利益，應當“給予農民相應的自由”，但這樣的說法顯然沒有調和矛盾。據路透社報道，農民代表稱莫迪正將農業(yè)“私有化”，企業(yè)將成為最終獲利者。

日益激化的矛盾，是印度社會長期以來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復雜表征。

第一個原因是區(qū)域與宗教問題。旁邦和哈邦農民是此次抗議的主力軍。

張書劍表示，旁遮普地區(qū)比較特殊，農民政治經濟地位高，且宗教色彩鮮明。首先，自“綠色革命”后，旁遮普就是印度最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這里的農民相對于其他省份有更高地位。其次，旁遮普邦人口以錫克教徒為主。在這次抗議中他們呈現(xiàn)出高度組織化的狀態(tài)。不僅如此，錫克教徒在海外也有很強的影響力。據路透社報道，多數(shù)居住在海外的印度錫克教徒出自國內的農業(yè)家庭，他們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的印度大使館門前游行示威，聲援國內抗議活動。

第二個原因是社會分化。《經濟學人》12月發(fā)文稱，印度貧富分化加劇，一面是萎縮的經濟、上千萬人陷入貧困，一面是大量財富流向印度社會中最富有的1%。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趙干城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印度經濟正處于起飛階段，必定會出現(xiàn)貧富差距拉大問題。隨著第二、三產業(yè)的比重增大，農業(yè)比重降低，但是農民數(shù)量依舊龐大，因此如果印度解決不好農業(yè)問題，其工業(yè)化發(fā)展也會受抑制。”

重壓之下何去何從

經濟下行、疫情沖擊，印度政府在內外交困之時試圖推行改革并不明智。

目前，雙方仍僵持不下。張書劍表示：“一方面是態(tài)度堅決的示威農民，明確表示政府不撤回法案決不讓步；另一方面是處于強勢地位的執(zhí)政黨。自上任以來，印度現(xiàn)任政府還沒有剛出臺一個法案就撤銷的先例，騎虎難下。短期來看繼續(xù)僵持的可能性比較大。”

“現(xiàn)在已經演變成錫克教群體和印人黨及其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直接對立，”張書劍說，“印人黨是右翼政黨，上臺后國內族群矛盾一直在激化。”（睿 加 張一諾）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