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追憶】
作者：劉樂賢（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簡帛學是在20世紀興起的一門新學問，它以地下發(fā)現(xiàn)的簡牘、帛書為研究對象。近代以來的簡帛發(fā)現(xiàn)，以20世紀初在西北地區(qū)獲得的漢晉簡牘為始。這些簡牘的數量雖然不多，內容也以邊境屯戍機構的行政文書為主，但已經被王國維先生視為可以與甲骨文、敦煌卷子和明清檔案并列的四大新發(fā)現(xiàn)之一。在此之后，不僅在西北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更多的漢晉簡牘，而且在湖南、湖北、山東、河南、河北、安徽、江蘇、江西等地也發(fā)現(xiàn)了多批戰(zhàn)國至魏晉時期的簡牘和帛書。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簡帛材料無論在數量還是在內容的重要性方面，都遠遠超過了王國維當年見到的漢晉簡牘。
誠如王國維所說，新發(fā)現(xiàn)往往會帶來新學問。20世紀簡帛新材料的不斷發(fā)現(xiàn)，吸引了許多學者投身簡帛研究，使簡帛研究發(fā)展壯大為“當代學術之顯學”（饒宗頤先生語）。許多前輩學者為簡帛學這一新學科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李學勤先生就是其中甚為突出的一位。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李先生就已經對楚地發(fā)現(xiàn)的簡牘、帛書作過精到研究，特別是1960年對楚帛書十二月名的釋讀，迄今仍然是楚帛書研究史上令人贊嘆不已的一次突破性發(fā)現(xiàn)。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先生對秦漢簡帛和戰(zhàn)國竹簡作過許多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里，先生幾乎將全部精力傾注在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上。從2010年開始，他領導的團隊以每年推出一輯《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的速度，及時向學術界通報最新整理和研究成果?？梢哉f，簡帛學與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相始終，在他的學術體系中占有甚為重要的地位。先生的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重寫學術史等重要學術主張的形成和提出，與他的簡帛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為了更好地了解和認識先生留下的學術遺產，有必要對他的簡帛研究略作回顧。
李學勤（左二）研究團隊正在研究清華簡。資料圖片
一
李先生向以博學多識、精力過人著稱，在簡帛整理、簡帛研究、簡帛學的學科建設等方面都做了許多重要甚至是無人能及的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李先生一生細心整理過的簡帛材料很多，包括楚簡、秦簡、漢簡，以及漢代帛書，內容涉及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各類書籍，以及多種秦漢法律文獻。他參加并定稿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早已被學界公認為整理秦漢簡牘的典范之作。他晚年主持出版的八輯《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因速度快和質量高而享譽學林，堪稱戰(zhàn)國竹簡整理方面的經典之作;在馬王堆漢墓帛書、八角廊漢簡的整理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貢獻。
李先生在學科建設方面也頗為用心，為簡帛學的興盛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很早就提議將簡牘和帛書一并進行研究，力主將簡帛學建設為一個專門學科，并提出簡帛學可以分為簡帛書籍研究和簡牘文書研究兩個分支;他與謝桂華、林劍鳴先生創(chuàng)辦并主編《簡帛研究》雜志，專門為簡帛研究成果的發(fā)表提供園地;他提議并支持謝桂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簡帛研究中心，倡導并組織跨單位、跨學科的簡帛研讀班，為簡帛研究培養(yǎng)后續(xù)人才，擴大影響。像《簡帛研究》這樣的刊物、簡帛研究中心這樣的機構，當時在全國都沒有先例，其示范和推動作用甚為明顯。簡帛學在今天能夠成為一門很有影響的學科，與先生當年的遠見卓識、周密籌劃和有效推動有著密切的關系。
李先生在簡帛學上的主要貢獻，當然還是體現(xiàn)在對簡帛文獻的研究上面。他素來主張將簡帛書籍和簡牘文書分開研究，比較而言，他更偏愛和重視簡帛書籍研究。這是因為目前所見簡帛書籍的抄寫年代大都在戰(zhàn)國至漢初，正好屬于他一生重點關注的中國古代文明的早期階段，并且其內容大都關涉中國古代文明的主體或核心部分，因而成為他研究和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最佳材料。而以居延漢簡以降的漢晉簡牘為主的簡牘文書，從書寫年代到主要內容都與先生特別關注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已有一定距離。他雖然對其也作過研究，且頗有貢獻，但畢竟不是他的研究重心了。
李先生分析和討論簡帛書籍的成果甚為豐富，在廣度和深度上多有超越前人和時賢之處。如果按照《漢書·藝文志》對西漢皇家圖書的分類原則，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簡帛書籍大致可以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先生以其精湛的學養(yǎng)和不懈的努力，對這六類簡帛書籍都作過程度不等的研究。
李先生對簡帛六藝文獻的關注，大致是從參加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整理開始的。先生本來主要負責整理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數術、方技類文獻，但是因為其中的帛書《周易》經傳與古代文明研究關系重大，所以他一直甚為關注。為了充分認識和挖掘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價值，他除了重點研究帛書《周易》經傳本身以外，還從更多方面對《周易》經傳中的種種問題進行探討，完成并出版了《周易經傳溯源一一從考古學、文獻學看<周易>》一書。后來又增補了包括上博楚簡、雙古堆漢簡《周易》在內的新材料及相關研究成果，將其擴充為《周易溯源》一書，為《周易》經傳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上博楚簡中的《詩論》一篇，對研究古代的《詩》學流傳具有重要價值。先生連續(xù)撰寫了多篇專門討論《詩論》的文章，內容涉及《詩論》的文本復原、《詩論》的性質及《詩》學的流傳等重要問題。這些討論《詩論》的文章，多數已經收入其論文集《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之中。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zhàn)國竹簡，雖然目前還沒有全部整理公布完畢，但從已經發(fā)表的前八冊整理報告看，其內容以經史類文獻為主，大都屬于《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六藝類文獻，其重大學術價值現(xiàn)在還難以準確估計?？上攵?，以經史類亦即六藝類文獻為主的清華簡，在先生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是何等的重要。事實上，他晚年幾乎將整個生命都奉獻給了清華簡。在整理清華簡的繁忙工作之余，他又以極大的熱情對清華簡的內容進行研究，幾乎對已經發(fā)表的每一篇重要簡文都作過專門分析。這些具有開創(chuàng)和引領意義的成果，大都已經收入《初識清華簡》《夏商周文明研究》《清華簡及古代文明》等論文集中。
李先生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討論過信陽長臺關楚簡的學派性質，開始關注并研究簡帛諸子文獻。后來，他又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土秦漢簡帛中的諸子文獻作了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討論，尤以對馬王堆帛書《五行》《老子》《黃帝書》，八角廊漢簡《論語》《文子》，張家山漢簡《莊子》等儒道文獻的研究最為用心。這一方面的代表作，大都已經收入其論文集《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古文獻叢論》之中。郭店楚簡發(fā)表以后，先生對其中的儒道文獻甚為關注，撰寫并發(fā)表了一批很有影響的論文。上博楚簡公布以后，他又以同樣的熱情對其中的諸子類文獻進行研究。先生討論這兩批楚簡中諸子類文獻的論文，大都已經收入其《重寫學術史》《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等論文集中。
李先生在概述簡帛古書時，經常會論及簡帛詩賦文獻及其學術價值。此類文獻目前發(fā)現(xiàn)較少，他的專門之作也只有《<唐勒>、<小言賦>和<易傳>》一篇。
李先生對兵書類簡帛也很重視，撰寫過《<孫子>篇題木牘與佚文》這樣專門討論兵學文獻的文章。此外，他對銀雀山漢簡中以論兵為主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作過專門研究，對張家山漢簡中的兵陰陽文獻《蓋廬》也作過討論。
李先生對簡帛數術文獻一直很有興趣，撰寫過不少討論子彈庫楚帛書、睡虎地秦簡《日書》、馬王堆帛書數術文獻、張家山漢簡《算數書》、尹灣漢簡《博局占》的專文，為簡帛數術文獻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李先生在整理馬王堆帛書、張家山漢簡中的方技類文獻時，對其中的《五二十病方》《引書》等醫(yī)籍也作過研究。
李先生認為，秦漢律令雖然不在《漢書·藝文志》的著錄范圍，但也可以按照研究簡帛書籍的方法進行研究。他在整理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中的法律文獻時，對秦律、漢律與《周禮》的關系，《二年律令》《奏讞書》等法律文獻所反映的各種社會現(xiàn)象，也作過專門研究。
簡牘文書雖不是先生的研究重點，但他對包山楚簡、郝家坪秦牘、龍崗秦牘、里耶秦簡等年代較早的簡牘文書也作過專門討論，這些討論對后來的研究頗具指導和示范作用。即使是對年代略晚一些的居延漢簡，他也撰寫過《談“張掖都尉棨信”》這樣的專門論文。
因為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先生對戰(zhàn)國秦漢簡帛的各個方面都作過研究，但他關注的重點明顯是在簡帛書籍特別是其中的六藝、諸子兩類書籍上面。此外，他對秦漢法律文獻也多有討論。這樣的偏重或選擇，固然與材料的多寡及其抄寫年代的早晚有關，但更主要的是與他的治學旨趣有關。先生一生治學，是以探究和重新評估中國古代文明為己任。而出土簡帛中的六藝、諸子類文獻，正好反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或精華，對了解和認識中國古代文明的高度和深度具有決定性作用。至于秦漢法律文獻，對了解、認識戰(zhàn)國秦漢社會的結構和面貌大有裨益，在古代文明研究中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簡而言之，先生不只是單純?yōu)榱俗x懂簡帛文獻而研究簡帛，而是為了重新評估中國古代文明而研究簡帛。為此，他在研究簡帛時不僅重點突出，而且也特別注重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