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2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wù)助理布熱津斯基博士。新華社記者　劉少山攝

　　2017年5月26日，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wù)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博士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家醫(yī)院去世，享年89歲。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專門發(fā)文哀悼，稱布熱津斯基是美國著名的戰(zhàn)略家、外交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曾為中美建交做出過重要貢獻，并一直堅定支持、積極推動兩國關(guān)系的發(fā)展。“他的辭世是中美兩國的共同損失”，“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友好合作事業(yè)會取得新的發(fā)展，這將是對布熱津斯基最好的紀念。”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宣布建交，鄧小平也以“年度風云人物”登上《時代》周刊封面。變動中中國的新領(lǐng)袖及其領(lǐng)導能力，成為時任美國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wù)助理的布熱津斯基迫切希望了解的焦點，他需要一個切入點，而長征正好給了他這個“點”。

　　“世界上我最佩服兩個人，鄧小平是其中一位。”布熱津斯基的這句話，曾廣為流傳。他與鄧小平的交往，也成為中美關(guān)系史上的一段佳話。

　　1981年7月，53歲的布熱津斯基應邀訪華，并接受鄧小平的建議，攜帶妻子穆斯卡、兒子馬克和伊恩、女兒米卡，來到中國重走長征路。“我們一家成為踏著歷史性的長征路線上紅軍足跡旅行的第一批美國人！”他感慨地這樣說。

　　回國后，布熱津斯基在美國《生活》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沿著紅軍長征路朝圣記》的文章，他這樣寫道：

　　1981年7月9日下午，我們到達了位于中國遙遠的西南省份貴州的婁山關(guān)。我們首先攀登了一座不高的山岡，走過狹窄崎嶇的山路，依稀可見當年紅軍在戰(zhàn)斗中留下的槍炮痕跡。勇敢地面對著多刺的灌木叢和討厭的黃蜂，我們登上了更高的山峰。這里有著壯麗的、主導整個地區(qū)的全景視角，可以看見遠處雄偉的群山、狹窄的峽谷和紅軍用鮮血拼殺出來的一條蜿蜒山路。正當我和妻子穆斯卡沉醉于這醉人的風景當中，我們的兩個兒子為誰更應該獲得更大的榮譽而爭論起來。伊恩，第一個爬上防固山峰；馬克，成為第一個到達婁山關(guān)頂端的美國人。無論何種情況，我的女兒米卡都是第一個毫不費力地登上這些山峰的美國女性。

　　婁山關(guān)是我們此次中國之行的第一個目標。收到來訪的官方邀請以后，我向中國政府請求不按照通常的旅游線路參觀，我們家庭因而獲得重走傳奇性的偉大長征路線部分地方的許可。長征的巨大反響在今日中國依然能被感受到。通過對長征的深入了解，我們可以獲得對這個國家和其領(lǐng)導人更加深遠的視角解讀。

　　長征發(fā)生在1934年10月的江西省，共產(chǎn)黨武裝力量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包圍。紅軍部隊一路向西戰(zhàn)斗，穿過湖南和貴州兩省，向西南方向云南省進發(fā)，然后向北經(jīng)過四川省，穿過川西北艱險的康藏高原和草地，最終在陜西省找到了天堂，在著名的延安建立了根據(jù)地。從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長征反反復復曲折前進著，偶爾也有撤退，總共覆蓋了超過從紐約到舊金山來回的距離。這期間的犧牲率是無法描述的。雖然準確的數(shù)字不得而知，但據(jù)估算在10萬人中，僅有8000個幸存者成功到達了延安。像漢尼拔將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和拿破侖從莫斯科撤退一樣，長征是世界軍事史上一部偉大的史詩。

　　對于紅軍來說，婁山關(guān)戰(zhàn)役代表著第一個明顯的勝利。為了紀念這次戰(zhàn)役，毛澤東寫下了著名詩篇《憶秦娥·婁山關(guān)》。

　　我們從上海坐飛機，到達貴州省的首府貴陽。空氣潮濕又悶熱。我們乘坐的是一輛中型客車，陪同的是中國制造的吉普車。僅僅通過觀察手表，我們還沒來得及調(diào)整指針的時間，我們可以明確感受到自己已身處世界的另一邊，遠離我們在弗吉尼亞州麥克林恩的家。

　　一條河流穿過貴陽的郊區(qū)，水深且緩慢地流動著。鴨子在淺灘里滑行，孩子們在波瀾不驚的湖水中游泳，旁邊還有泡在水里的水牛。河上徘徊著難聞的霧氣。在橋上我們完全停滯不前，被一群對外國人極其好奇的小孩子歡笑地包圍著。

　　城鎮(zhèn)后面是一座座錐形的山脈。在我們西方人眼中，這使我們想起中國傳統(tǒng)古典繪畫中的那些相似的山。我們來到貴陽發(fā)現(xiàn)這些山真實地存在著。

　　長征中，毛澤東帶領(lǐng)著紅軍穿過一些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地區(qū)。在貴州省及之后的四川省，我們訪問了這樣的村落。我們可能成為這些村民見到的第一撥西方人。米卡驚訝于當她掏出果味軟糖給街上的頑童和干農(nóng)活的孩子時，他們并不知道什么是糖果。令她沮喪的是，這些好吃的美國食品使得這些中國孩子疑惑，當她使用肢體語言告訴他們這些是可以吃和享受時，他們退后或躲藏了起來。后來我們使用一架寶麗來相機與他們建立了聯(lián)系，事實證明它是一個巨大的破冰者，我們被孩子們包圍著要拍更多的照片。

　　在貴州省，我們沿著毛澤東當年走過的路線步行訪問了遵義。這是一個鄉(xiāng)土的、塵土飛揚的地方，城區(qū)被一條河流分隔著，中間跨有一個巨大的石橋。遵義城一部分具有中國城鎮(zhèn)的特點，小木屋和狹窄的街道，像毛澤東1935年進城時一樣；另一部分則是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發(fā)展的城市。

　　1935年早冬的遵義，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偉大領(lǐng)袖。在政治局內(nèi)部激烈的辯論之后，他被公認為是一位超群絕倫的戰(zhàn)略家，他的持久戰(zhàn)、運動戰(zhàn)、游擊戰(zhàn)的軍事思想得到了認可。在這次會議上，他的地位超越了周恩來和中國紅軍的杰出領(lǐng)導人朱德，他們都接受了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真正的領(lǐng)導者。毛澤東的戰(zhàn)略理論是農(nóng)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quán)，拒絕了莫斯科倡導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模式。

　　我們被帶往參觀著名的遵義會議會址，這是一座磚木結(jié)構(gòu)的兩層樓房，現(xiàn)在是紀念紅軍長征的一個博物館。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兵向我們展示了軍事指揮屋、通訊屋以及紅軍領(lǐng)導人和警衛(wèi)人員睡覺的房間。在這些房間中，保留著當年紅軍戰(zhàn)士的竹帽子、雨傘、稻草鞋和干糧等。我們還參觀了農(nóng)民小屋的一種典型的門，卸下門上的轉(zhuǎn)軸后就可以當作床。為了獲得農(nóng)民的尊重和支持，紅軍戰(zhàn)士被教導借用這種門然后睡在露天，不要占用農(nóng)民的小屋。我們在樓上看到了遵義會議開會的房間，以及毛澤東的書桌，他的油燈和其他用具。

　　遵義會議的決定對于當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持續(xù)息息相關(guān)。直到最近的1981年6月，遵義的政治局會議被描述為“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一次重要的轉(zhuǎn)折點”，長征本身則被認為是國家共同努力的象征。

　　我們乘坐火車從遵義到四川省的省會成都，在車廂里呆了一個晚上直到第二天。熱浪是沉悶的，臥躺在我的鋪位上，在悶熱中大汗淋漓，不時被蚊蟲叮咬。

　　長征的路線帶領(lǐng)我們來到高山更多的四川西部，我們乘坐吉普車或客車繼續(xù)我們的旅程。當我們路過一個村莊時，那里的年輕人正投入在潑水節(jié)的歡樂中，這是一個祈求洗去過去一年不順的傳統(tǒng)節(jié)日習俗。正當我把頭伸出窗外捕捉眼前的美景時，一位魯莽而振奮的小伙子突然在我的頭上潑了一桶水，把我淋得透濕。

　　我們接下來行進的是西藏高原的一部分，它被深而狹窄的山谷、湍急的河流所切割，被巨大的群山所環(huán)繞。這個地區(qū)人口居住得非常稀疏。兩岸群山之間流淌著大渡河,為了向北延安的方向進軍，紅軍不得不分批過河，以躲避敵人不停地試圖包圍和摧毀他們。

　　我們在旅途中很自然地碰見了一些村民，與他們所有的對話似乎都表明，現(xiàn)有政府推行的農(nóng)業(yè)政策給農(nóng)民提供了更大程度的自主能動性，因而他們的生活條件得以迅速地改善。一位農(nóng)民告訴我，他今年的收入增長了150%。

　　正當我們向更遠更高的地區(qū)行進時，天氣變得灰蒙蒙的，時不時地伴有陣雨和暴雨。我們很少能看得見山峰。稻田一片翠綠，遠處的群山變得模糊不清，隱藏在層層薄霧水汽之中。

　　我們的腦海中有兩個目標：第一個是安順場，在1935年的5月，紅軍在這里打出一條橫穿大渡河的路。第二個是歷史性的瀘定鐵索橋。同樣在大渡河上，紅軍僅用幾天就沖了過去。但是在1863年的安順場，反對滿清王朝的太平叛軍卻迎來了悲劇的終點。他們的領(lǐng)導者，翼王石達開，一個準基督教改革者，沒能及時地穿過這條河，被逮捕后押往成都，在那里被凌遲處死。長征中的紅軍對這悲慘的結(jié)局受到了警示，紅軍知道過河失敗對于他們來說可能意味著相似的結(jié)局。國民黨的武裝部隊不停地追擊，他們希望利用大渡河作為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完成對紅軍的包圍。

　　天氣在漸漸惡化，暴雨開始引發(fā)洪水。在四天的滂沱大雨中，我們乘坐的火車實際上是最后一個到達成都的。我們的小型車隊離開成都以后，省里的負責人急忙打來電話，建議我們?nèi)∠蟮男谐?，因為道路被泥石流沖斷，村落被淹沒，還有大量的莊稼損毀。大部分交通都停止了。但是我們已經(jīng)在路上，并且無法回頭，在我們的四周是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后我們了解到，有上百的民眾在這次災害中遇難。

　　道路向西藏方向蜿蜒，景色變得富有戲劇性。來自高山和狹窄谷地的瀑布在我們旅行的曲折道路旁傾瀉而下。從我們汽車的窗戶看去，一邊是陡峭的懸崖，一邊是深深的峽谷。道路變得愈發(fā)坎坷，在某些路段甚至感受到地表的突起仿佛在切割車輪。

　　突然，我們的汽車因為前方的巨大滑坡而被迫停止。一些直徑達到10英尺左右的巨大礫石從前方的山坡上滑下，還有泥石流擋住了道路。但是，對我們外國人來說，這場被迫的延遲是偶然的好機會。在我們右邊的陡坡下面，是一條湍急洶涌的河流，它穿過一個孤立的小村落。一座搖晃的懸索橋，旖旎的風光讓人無法拒絕，它將我們帶向這個小村落。一群年輕的姑娘，跑到我們前邊警告村民：路上發(fā)現(xiàn)一些奇怪的生物。由此帶來的是一陣恐慌，但是，以好奇心為主導的人還是居多。接下來，我們?yōu)橐粋€值得信任的孩子拍攝的一張寶麗來照片，很快引發(fā)了村民對于照片的更多需求和很多善意。不久，大雨傾盆而下，在一位農(nóng)民的棚屋下，我們坐在矮凳子上閑聊，他還邀請我們享用面條。

　　我們沿著紅軍的長征路線繼續(xù)進行著艱苦的旅行。當我們走近大渡河時，曾一度懷疑它是否真的像長征戰(zhàn)士在回憶錄中描述的那樣水流湍急、險象環(huán)生，及至親眼目擊，才知并非言過其實。這條河水深莫測，奔騰不馴，加之洶涌翻騰的漩渦，時時顯露出河底參差猙獰的礁石，令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栗；有幾處，河水還以異常的速度倒流回環(huán)。我們一行之中誰也沒有見過這種水流現(xiàn)象，時而回流，時而順流，時而側(cè)流……似乎和地球引力場不發(fā)生關(guān)系。原來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規(guī)律！

　　安順場村在河岸的西南邊，位于一個寬闊峽谷的腹地上。另一邊是一個陡坡，在1935年5月25日，敵人的部隊被部署在此堵截紅軍。安順場是唯一一個全體公社領(lǐng)導出來迎接我們的地方，當?shù)氐狞h員秘書帶領(lǐng)我們?nèi)⒂^紅軍當年橫穿大渡河的渡口。

　　敵軍有一條船被留了下來，因為他們的一個指揮官在村中訪問親戚。紅軍抓住機會搶到了這條船，接著派出18人的登陸隊，在敵軍防守嚴密的激烈槍炮聲中強行橫穿。到達橋頭堡后，另兩條小船被先后發(fā)現(xiàn)。接下來的三天，紅軍運送部隊過河的任務(wù)變得十分艱辛，橋頭堡因此得到鞏固。但是不久，運送就被空襲和趕到的國民黨軍后援部隊所破壞。距離安順場160公里外的瀘定橋，成為紅軍大部隊穿過大渡河的最后一個生命通道。

　　瀘定橋是我們長征朝圣的最后一站。在我們到達瀘定橋時，當?shù)氐拿癖娫缫延可狭私诸^。這個小城鎮(zhèn)是由一條建于1706年的歷史性的鐵索橋主導的。由兩座中國老式的橋頭古堡劃分，河的兩岸一邊一座。這個橋由13根粗大鐵鏈構(gòu)成，4根作為兩側(cè)扶手，其余9根作底鏈，鋪上木板支撐供行人行走。每個鏈環(huán)的尺寸有飯碗那么大。橋劇烈地搖晃著，行人從滿是旋渦的河水上穿過。

　　就是在這里，長征中最為關(guān)鍵的一戰(zhàn)在此打響，打開了向北的通道。從安順場到瀘定，紅軍戰(zhàn)士不分晝夜地極速行軍，當紅軍的前鋒部隊趕到瀘定橋時，發(fā)現(xiàn)敵人已經(jīng)拆除了橋上的木板，只剩下13根光禿禿的鐵索。當時，紅軍的戰(zhàn)斗決定是立刻開展攻擊。一支突擊隊被挑選了出來。敵人的槍炮瘋狂地封鎖著橋面，22個人組成的突擊隊，緊貼著鐵索，爬行穿過敵人的槍林彈雨。隨著突擊隊員的冒死向前，接近對岸東橋頭時，敵人引燃了堆集在橋頭的木橋板，燃起熊熊大火。但是，當?shù)谝晃煌粨絷爢T沖到對岸后，緊跟著一個接一個。其他的紅軍戰(zhàn)士則奮力向前爬行，人體替代了那些消失的木板，使得這次攻擊更加持久。

　　在與一個長征中曾走過瀘定橋的退伍軍人談話時，我獲得了一個在中國官方戰(zhàn)史里找不到的有趣事實。通過觀察，我判斷，國民黨防守部隊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聚集他們的士兵在橋的東門，迎頭面對著他們的攻擊者。這使得紅軍的先鋒部隊可以集中輕重機槍攻擊敵軍，紅軍的突擊隊則乘勢沖過了大橋。如果敵人的守軍被部署在河岸橋的上邊和橋下，可使紅軍的突擊隊遭受無情的槍炮阻擊。我的中國朋友，現(xiàn)在是一位高級的政府官員，點頭同意。然后他笑著說道，“對抗我們的武裝不是國民黨的正規(guī)軍隊，他們也向河岸橋東的守軍增援，但是，他們的后援部隊沒來得及抵達。紅軍面對的是當?shù)剀婇y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是‘雙槍兵’，一桿是步槍，另一桿是旱煙槍。他們以拿到俸祿的多少來作戰(zhàn)，他們?nèi)鄙佘娛聭?zhàn)略意識。”

　　結(jié)束這次重走長征路后，布熱津斯基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長征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他（鄧小平）的領(lǐng)導能力、勇氣、身體耐力以及對事業(yè)成功執(zhí)著追求的一種考驗。”

　　布熱津斯基說，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瀘定橋的地理情況，非常高深的峽谷，下面水流湍急，而橋上只有鐵索，靠木板連接著兩端，而且對面還有人向過橋的人射擊，所以情勢是非常危急的。

　　事后，布熱津斯基撰文寫道：“瀘定橋一戰(zhàn)在長征中意義巨大，如果紅軍在敵人的炮火前畏縮不前，隨后的歷史可能就不同了！”長征的英雄主義讓他折服。“我是沿著長征路線來朝圣的！”他用這句話來表達對將近半個世紀前中國工農(nóng)紅軍壯舉的崇敬。而從遵義、婁山關(guān)、大渡河口和瀘定橋等地一路走來，這種感受越來越強烈。

　　一趟旅程下來，布熱津斯基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對嶄露頭角的新中國來講，長征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的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它是國家統(tǒng)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東西的必要因素。”

　　布熱津斯基的震撼與感動背后，折射出的正是長征的魅力；這種英雄主義的力量、勇氣與信念的力量，讓長征成為世界共享的精神財富！尤其是在中國進入民族復興、重新崛起的偉大進程之后，長征精神更令世界矚目。（郭惠　王惠平）

（原標題：布熱津斯基筆下的紅軍長征）

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7-12/17/c_1297680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