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桑過世前兩星期，有一個朋友去上海探望他，身上插了許多管子，痛得難受，他近于昏沉，卻忽然怒目說：“干，以前被刑也沒這艱苦！”聲音依然堅強，頑抗如昔。

然而歲月和病魔，終究比“政權”還厲害，我們都叫他陳桑的陳明忠先生，11月21日在上海病逝。在這充滿奸險邪惡、陰謀詐術的時代，一個像陳明忠這樣正義果敢的勇者的辭世，愈發(fā)令人感到難舍。

彷佛一個正直英雄的時代

正在告別而去

生于1929年的陳明忠，并未趕上日據(jù)時期臺灣社會運動的風潮。他成長的時候，日本人的殖民統(tǒng)治已到末期。他所要對抗的強橫帝國日薄西山，在他面前敗北倒下，因此他對政權似乎一無恐懼，反而有一種可以扳倒的自信。

“二二八”事件是他生命的轉折點。本來他只是有一點平等的思想，反抗權威與專制的正義感，但事件一爆發(fā)，他就去參加群眾大會，攻打教育會館，為了怕學校老師被“本省人”毆打，他趕緊回到臺中農學院，叫同學林淵源先保護好外省老師。

他的英雄主義與領袖氣質顯露無遺。

他顯然善于帶領群眾，采取行動。當臺中情勢已經由謝雪紅（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是其第一屆總部理事會主席——小編注）控制，他聽到高雄的反抗軍被彭孟緝（國民黨高級軍官，1946年赴臺，擔任高雄要塞中將司令——小編注）鎮(zhèn)壓而死傷慘重時，就決定去埔里找賽德克族的戰(zhàn)士，一起去高雄參戰(zhàn)。他招到了20～30個戰(zhàn)士愿意跟隨，正要回臺中找車子來載人，碰到謝雪紅等人因國民黨軍隊鎮(zhèn)壓而退到埔里。他又組織了人馬，成立“敢死隊”，在埔里狙擊國民黨軍隊。

當年才18歲的陳明忠，受到謝雪紅欣賞，讓他跟在身邊，因而得以聽到中共地下黨人的戰(zhàn)事布局、組織事宜，那就是將臺中的反抗者組成“臺灣民主聯(lián)軍”，而嘉義張志忠（老臺共黨員、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小編注）與簡吉（日據(jù)時期臺灣農民運動領袖——小編注）領導的反抗者則組成“臺灣自治聯(lián)軍”。

“民主自治”正是后來在香港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根源。

“二二八”后，他并未流亡，反而留下來繼續(xù)反抗，加入中共地下黨，終在1950年被捕，坐了10年牢。在牢中，他得以結識日據(jù)時代的社會運動家，這些人在赴刑場前的從容、深思、覺悟、就義的氣度，深深影響了他。他曾說監(jiān)獄是他的“革命大學”，鍛煉了他堅強的靈魂和堅韌的毅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政治受難者，他與1920年代世界左翼運動接上了血脈。那不只是臺灣的社會運動，而是從蘇聯(lián)革命以降的世界風潮。許多革命家的故事，許多無法在歷史文件中看見的證言，許多秘存腦海的檔案，許多人性溫暖的互助友愛，都存在他的心中。

當我開始研究日據(jù)時期“新劇運動”、“文化運動”、“農民運動”、“二二八”、“白色恐怖”等課題之初，這些課題基本上還是各自獨立。但從他的口中，這一整段的歷史反而可連結成一個脈絡連貫的左翼反抗傳統(tǒng)。而血脈竟始于1950年代陳明忠在獄中的“革命大學”。

由于他的熱血，出獄后又參與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被黃順興（臺灣農業(yè)專家，國民黨戒嚴時期參選臺東縣長及縣議員成功，兩任民代，以敢言而被人稱為“黃大炮”——小編注）女兒赴大陸的事牽連而再度入獄，受盡刑求，在鬼門關前走了好幾回。他曾說過，一般人最多受到2階段的刑求，就連“偷古井”都會認了，他卻硬撐到4階段而未供認，這是何等堅強的意志力！這個“臺灣最后一個政治死刑犯”，幸因國際救援而存活。

2003年，我在做《還原“二二八”》紀錄片的時候，陳明忠先生以其親歷者的身分，站出來說明大歷史之下，一個農學院學生的參與，以及當時的社會面貌，那是比許多喊著口號的人更有說服力的見證。通過他，我才真正認識到臺灣不是只有哭哭啼啼的政客，還有過一個堅毅的革命時代，從日據(jù)到“白色恐怖”，這勇者的血脈，在他的身上傳承了下來。

陳明忠先生一生致力于兩岸和平統(tǒng)一的志業(yè)，在臺灣史上自有他的定位，但我更愿意指出的是，他是臺灣歷史的見證者。當臺灣被“白色恐怖”、“右翼政權”所閹割，失去了“左腦”的時代，他至少保存了“左半邊”的歷史，讓臺灣人的世界觀還有完整起來的機會。否則，臺灣人就真的變成失去左半邊的“腦殘”了。

今天，告別陳明忠先生的此刻，回顧臺灣，更值得反省的是：我們是否有看見真正的歷史？看見更寬廣的世界？是否繼承了勇者的血脈？

啊，敬愛的陳桑，再見了！永別了，臺灣最后一個政治死刑犯。

（本文原載于臺灣《中國時報》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