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明確提出“兩制”的臺灣方案，開啟統一后臺灣治理的思考進程。“一國兩制”的原初目的是為了解決臺灣問題，由于歷史的因緣際會，也適用于解決港、澳問題，香港、澳門實施的特別行政區(qū)制度被作為“一國兩制”的制度模版。由此，一些人認為運用“一國兩制”解決臺灣問題就是把特別行政區(qū)制度運用于臺灣地區(qū)。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從而把對臺政策的時間線延伸至統一之后，開啟了統一后臺灣治理的思考進程。“習五點”提出探索“兩制”的臺灣方案，無疑有著高遠的戰(zhàn)略眼光，不僅考慮到如何統一臺灣的問題，更考慮到統一后如何治理臺灣的問題。臺灣地區(qū)有臺灣地區(qū)的特殊性，臺灣地區(qū)依照其“憲制性文件”建立的統治體系和社會制度運行多年，獲得了臺灣人民的認同和肯定，也為保障臺灣民眾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合法權益做出了貢獻。對于這些制度架構以及臺灣民眾對于其所選擇的生活價值，不僅在和平統一后應給予充分肯定，而且根據《反分裂國家法》第9條之規(guī)定，即使是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實現統一后，亦應給予充分尊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探索“兩制”的臺灣方案，因而也給了臺灣人民一顆定心丸，表達了大陸最大的善意和誠意。

　　第三，重申“不放棄承諾使用武力”，劃定臺灣方面的行為底線。“不放棄承諾使用武力”是大陸對臺政策底線所在，也是對“臺獨”分裂勢力和境外勢力的最大震懾所在。在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背景下，“不放棄承諾使用武力”從大陸對臺話語體系中逐漸隱去，“地動山搖”淪為“臺獨”分裂勢力的一句笑談。武力是保證國家統一的終極重器，也是威懾和懲戒“臺獨”分裂勢力的重要手段。沒有武力的支撐，分裂行徑就將失去約束，國家統一就將沒有依托。在此意義上，《反分裂國家法》第8條規(guī)定的非和平放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對于維護國家統一和臺海地區(qū)和平穩(wěn)定都具有重大意義。習近平總書記重提“我們不放棄承諾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再次旗幟鮮明地提出運用武力威懾“臺獨”分裂勢力的主張，不回避對臺政策話語中的武力問題，因而對“臺獨”分裂勢力提出了嚴正警告，也明晰了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對象，為臺灣當局及臺灣地區(qū)政黨、社會團體劃定了行為底線。

　　第四，描繪合作藍圖，以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帶動兩岸復歸統一。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傳統話語后，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中國人要幫中國人”的主張，把兩岸再次緊緊連結成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島內“小確幸”的口號和價值觀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關于國家統一的爭論被個人化的“生活價值”所替代。在兩岸交往的背景下，作為交往主體的“人”開始與國家、民族等大詞概念并列。兩岸交往中只見“人”而不見民族、國家的狀況開始出現。習近平總書記把兩岸關系放置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崛起的藍圖中，深刻指出“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臺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并且指出“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首次從中華民族興衰史的高度揭示了臺灣問題的根源。在“習五點”中，“深化兩岸融合發(fā)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和“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與兩岸繼續(xù)深化合作有關。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框架，進一步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已經發(fā)揮了重大作用，但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從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的高度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用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映襯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使得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始終鑲嵌在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的大局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在兩岸關系已經非常微妙的重要時刻，為兩岸關系走出低谷期指明了方向。“習五點”對很多涉臺重大理論問題、實踐問題做出了清晰回答，也回歸了“一國兩制”的初心和本源?？梢灶A見，“習五點”將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大陸對臺政策的思想基石。（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