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常識。法律有其專業(yè)性，但法律的專業(yè)性不能置常識于不顧，因為常識正是法律訂定背后的根本精神來源，以及因應時代變化解釋法條的基本依據(jù)。

　  法律無法隨時修訂，但法律所要規(guī)范的社會，卻隨時都在變動。因而法條的意義，如果一直停留不動，就必然產(chǎn)生法律落后社會、與社會脫節(jié)的情況。法條要真正有用、有效，就需要執(zhí)法者除了熟背法條外，對于法的精神念茲在茲。

　  承審法官的見解，純粹在法條及規(guī)章字面上做文章，做的文章愈多愈復雜，就離“行賄”、“受賄”罪刑立法的本意愈遠。政治是一套運作模式，官僚上下隸屬是其主要運作原則，“總統(tǒng)”自己宣示“二次金改”的方向，表明將“二次金改”攬入自己權力范圍中，以其上位權力向下要求，在“金改”過程中牽涉重大利益的人在這段敏感時機送錢進“總統(tǒng)”官邸，這怎么可能不是“行賄”、“收賄”？“行賄”、“收賄”罪刑立法時，怎么可能沒有要管轄這種明顯利益交換行為的意思？

　  令人心寒的第二個理由：法官這種心證，反映了臺灣司法界根深蒂固的嚴重問題。我們沒有理由去猜測法官的判決受到政治立場或其他外力不當?shù)牟倏?、影響，假定這就是法官純粹基于專業(yè)立場得到的結論，那么我們就不能不問：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法官做出如此遠離常識的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