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張孩子在地鐵里睡著的照片，讓許多家長看得唏噓不已。在這張照片里，一位穿著校服的小姑娘，背著書包、手里還拿著杯飲料，坐在地鐵的地板上睡著了。

　　“我家孩子6點起床，中午基本不休息，晚上5點半到家，作業(yè)做到九十點，累。”

　　“我們孩子三年級，天天功課加起來9~12項，背默讀寫一樣不差，眼睛已經近視了。”

　　“我家的孩子，放學接回家只有10分鐘的車程，照樣在車上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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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照片，很多家長感嘆孩子上學太累，需要減負。減負從來不是一個新話題。從1955年教育部發(fā)出第一個減負文件后，幾乎每隔幾年，相關部門就會出臺相應的減負政策。今年新學期伊始，上海、長沙、沈陽等地就相繼發(fā)出“減負大禮包”。

　　“減負令”下，下課早了、作業(yè)少了，考試的方式也變了，可孩子、家長仍是喊“累”，甚至有家長表示負擔更重、焦慮更甚。原因在哪？又該如何破解？《工人日報》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采訪。

　　孩子減負 ， 家長增負

　　陳忠明是遼寧沈陽一高校教師，他的兒子今年讀五年級。

　　2016年底，沈陽教育局頒布“最嚴減負令”，要求教師不得不加選擇地布置教輔材料上的作業(yè)，不得布置機械性、重復性、懲罰性作業(yè)，不得布置超越學生能力的作業(yè)，不得布置要求家長完成或需要家長代勞的作業(yè)，不得要求家長批改教師布置的作業(yè)。

　　這不是教育部門第一次頒布“減負令”。事實上，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發(fā)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減負文件《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之后，幾乎每隔幾年，相關部門就會根據(jù)新形勢出臺相應減負政策。1964年、1978年、1988年、1994年、2000年、2004年、2010年……各種版本的“減負令”數(shù)不勝數(shù)。而在地方層面，各地多年來也陸續(xù)出臺相關文件，對在校時間、課后作業(yè)、考試、補課、休息和鍛煉時間等做了嚴格細致的規(guī)定。

　　陳忠明也能明顯感覺到此次“減負令”的力度，“現(xiàn)在，已經沒讓家長批作業(yè)了，成績也不發(fā)到班級群里了，孩子上學的時間也大大縮短了”。

　　可孩子看起來是減負了，新的煩惱也跟著來了?，F(xiàn)在，孩子每天下午3時50分就放學，每周三因為老師業(yè)務學習，更是2時50分就放學了。“這個點，讓家長怎么接？”陳忠明告訴記者，由于他是大學老師，時間相對還自由一些，兒子多數(shù)是他接送，但因為周三晚上有課，他也只能讓托管班接孩子。而托管班的費用每月在600元以上，不僅昂貴，而且很多缺乏安全保障。

　　誰接孩子甚至引起了教育部長陳寶生的關注。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他說：“基礎教育階段，放學之后，學生怎么辦？我到教育部工作之后在基層做過調研，好多學生家長就講這個事，這是件讓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非常揪心、非常撓頭的事。”

　　對于這個問題，各地也進行了探索。2014年起，上海市公辦小學普遍向家庭看護確有困難的學生提供課后免費看護服務；今年初，江蘇省南京市下發(fā)通知，所有公辦、民辦小學實行“彈性離校”制度，為小學生免費提供延時照顧服務。

　　日前，教育部印發(fā)《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實行彈性放學時間，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財政補貼或與家長建立談判溝通機制適當收費等方式對參與課后服務的學校、單位和教師給予適當補助，嚴禁以課后服務名義亂收費。

　　不過，對于意見實施的效果，陳忠明認為還有待觀察。

　　課內減壓 ， 課外加壓

　　“在校時間短了、作業(yè)少了，學校如何保證教學質量？”面對“減負令”，陳忠明還提出了自己的擔憂，現(xiàn)在學校教材簡單了許多，老師也教得簡單，可競爭壓力并沒有因此而降低，家長們又不得不為孩子報各種輔導班。

　　據(jù)統(tǒng)計，2016年課外輔導行業(yè)市場規(guī)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guī)模超過1.37億人次，輔導機構教師約700萬至850萬人。我國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約占全體在校學生總數(shù)的36.7%，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更是高達70%。

　　“現(xiàn)在校內減壓、校外加壓的現(xiàn)象還挺嚴重的。”北京市海淀區(qū)某高三班主任董老師告訴記者，減負讓學生晚到校、早放學、少留作業(yè)、不補課，“一個學生在高三花十幾萬元補習，已經是一個基礎數(shù)字了。”

　　董老師說，現(xiàn)在很多家長焦慮，覺得別人家孩子花錢補習，自己家孩子就不能落下，所以就無限制地給孩子報班，甚至覺得花夠一定數(shù)額的錢，才能獲得心理安慰。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家長盲目送孩子去上培訓班，從孩子成長角度看，這當然不理性?？墒牵议L如果“理性”，不送孩子去培訓班，等待他的可能就是幼升小、小升初、高考無法進入名校。為了孩子能進更好的學校，家長只能無奈犧牲孩子的休息時間。

　　熊丙奇認為，培訓機構的瘋狂，說到底，是滿足畸形的補課需求，而畸形的補課需求，是義務教育資源不均衡催生出來的。學生減負的關鍵在于政府，應推進政府放權，包括配置教育資源的權力、主導考試招生的權力。只有以改革精神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和中高考制度改革，才能有效治理減負難題，把學生從升學競爭、應試壓力中解放出來。

　　然而，均衡教育資源非一日之功。相關專家表示，從目前的政策力度看，行政力量已經用到最大，單純依靠政策來有效降低學生負擔并不現(xiàn)實。在高速發(fā)展、充滿競爭的社會環(huán)境下，家長的焦慮并不奇怪，適度的負擔也可以接受，但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學業(yè)負擔與競爭壓力。

　　現(xiàn)實是，孩子們依然不得不“負重前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發(fā)布的“中國少年兒童發(fā)展狀況研究”報告調查顯示，“00后”在校時間和做家庭作業(yè)時間均超過“90后”，學習負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重，睡眠不足現(xiàn)象也更嚴重。

　　和其他將孩子泡在輔導班和興趣班的家長相比，陳忠明只給兒子報了個英語班，興趣班也根據(jù)孩子的興趣選修了國學和薩克斯。

　　“我沒有小升初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一個比較好的初中學區(qū)，隨劃定的學區(qū)入學即可。”陳忠明說。本報記者 李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