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紙堆”的收獲

　　畢業(yè)后，劉海峰的同學中，不少成為政商界名人。

　　劉海峰則延續(xù)了第一次邁進圖書館時許下的“夢想”。那時，剛剛結束傳閱手抄書的他，看著一排排圖書，興奮地對同學說，日后應有一本印著自己名字的書位列其中：“要著書立說，否則無顏面對馬克思。”

　　發(fā)源于中國的科舉制度，國內批判多、研究少。在國際上，科舉是漢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英國、法國、日本等多個國家都有研究著作出版。但在國內一度無處可尋。

　　同樣是1977級歷史系出身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回憶，那時漢學研究的中心都在美國、俄羅斯，大家都有一種壓抑感和使命感，“想把它搶回來。”

　　從上世紀80年代研究科舉制開始，劉海峰先后在倫敦和日本訪學。他拿著一本《東京23區(qū)書店、圖書館完全指南》，四處高價淘書。他又從英國圖書館檢索到19世紀中葉之前的西方文獻，最終考證了英美等國建立的文官考試制度曾受到中國科舉制的啟示和影響。

　　如今，他已出版《科舉學導論》、《高考改革論》等專著三十多部。

　　程方平認為，劉海峰基于史學的研究使高考改革的討論走向深入，而非流于人人都可吐槽的空談：“他不是一味遵從行政意志，也不是迎合老百姓呼吁，而是通過考證，厘清一些認識上的誤區(qū)。”

　　“研究過一千多年的中國人才選拔史就不太會困惑，”劉海峰說，現(xiàn)在遇見的問題大都曾在歷史上出現(xiàn)過。

　　2004年8月，他到西藏開學術研討會時得知，林芝地區(qū)500分以上的文科和理科考生分別有25人和57人，各自只有三四個是進藏干部職工子女和當?shù)乜忌渌际歉魇∈械?ldquo;高考移民”。傾斜的高考分數(shù)線并未帶來區(qū)域公平，而是滋生了另一種形式的不公平。

　　“這和科舉時代的區(qū)域均衡及‘冒籍’問題如出一轍。”劉海峰事后撰文，稱這是一個千古難題，問題的核心還是經濟發(fā)展水平不同、高等教育資源的不均衡。

　　埋頭查閱這些“故紙堆”時，他常有意外收獲。

　　比如，一份科舉制度中的鄉(xiāng)試資料里寫道，“參加鄉(xiāng)試者，可攜帶兩片人參，提神。”他回憶起40年前那個冬天，自己參加高考的那天早上，母親特意燉了參湯，端到兄弟倆面前。

　　看到這里，他會心一笑。

　　【同題問答】

　　1

　　問：對自己影響比較大的幾本書是什么？

　　答：我覺得是經典名著的：一本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讀物《增廣賢文》；一本是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還有一本是伏尼契的《牛虻》，我以前上山下鄉(xiāng)的時候看過很多遍。如果還有的話，后面比較常讀《唐詩三百首》。大概就這幾本吧。

　　2

　　問：最深刻的高考記憶是什么？

　　答：我最深刻的高考記憶還是高考前夕，那種大家一起復習備考的氛圍。一個大禮堂里，準備參加高考的學生，聽老師輔導備考課程，禮堂擠得滿滿的，有一些同學是坐在窗臺上來聽講，而且這種輔導課都是免費的。禮堂里洋溢著一種高考的氣氛，誰都認為自己考得上，誰都沒有徹底把握考得上，因為事前沒有摸底，沒有什么平時成績。當時全社會都在議論高考的氛圍，給我印象特別深刻。

　　3

　　問：當年的高考有什么比較遺憾的事？　答：我自己參加高考，考試本身沒有多少遺憾。只是在當時考上了以后，覺得沒有進中文系去讀，多少有點遺憾，不過后來也沒有太多遺憾。

　　4

　　問：還記得當時自己高考的分數(shù)嗎？

　　答：我記得很清楚，而且后來也查過，是302.5分，其中語文最高是87分?！‘敃r，在只考四門的情況下，尤其是我這個年齡段，1959年出生的上山下鄉(xiāng)知青，按年齡分數(shù)比，這個分數(shù)應該算是比較高的。

　　5

　　問：有沒有什么事情是高考之后才明白的？　答：后來因為研究高考，我才明白，1977年招生錄取時，國家有一個文件，通知說重點大學優(yōu)先錄取。廈門大學不是我的第一個志愿，我是被錄取到更好的學校了。這是怎么回事？后來隔了二十幾年，我才明白，原來是國家有政策，重點大學優(yōu)先錄取。不完全看考生的志愿的。

　　新京報記者 李興麗 發(fā)自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