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海峰 ISBN： 978-7-303-21927-8 定價： 78.00

內(nèi)容簡介

本書匯集了劉海峰教授從科舉、高考到高等教育研究的部分代表性論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探討科舉制的國際影響、重新評價科舉制與科舉學的構(gòu)建，中篇論述高考改革的理論、實踐以及對高考改革新方案的思考，下篇涉及高等教育基本理論、發(fā)展問題與歷史記憶。全書融會古今、貫通中外，體現(xiàn)出跨學科的研究路數(shù)，展示了劉海峰教授的學術(shù)建樹與治學特色。

作者簡介

劉海峰，歷史學博士，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教育考試指導(dǎo)委員會委員、全國高等學校設(shè)置評議委員會專家、全國教育專業(yè)學位教育指導(dǎo)委員會委員、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文化專業(yè)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中國高教學會學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副理事長等。被浙江大學、南開大學等20余所大學或研究機構(gòu)聘為兼職教授或客座教授，并擔任上海中國科舉博物館名譽館長。主要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歷史與理論、考試制度與科舉學，是高考改革穩(wěn)健派代表性學者和科舉學的首創(chuàng)者。已出版著作29部，其中個人著作有《科舉學導(dǎo)論》《高考改革論》等11部，第一著者或主編出版著作18部，獲部省級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11次、二等獎4次，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300余篇。

【作者專訪】

高考捍衛(wèi)者劉海峰：人情與關(guān)系社會不改變，將高考送進墳?zāi)挂矝]用

文｜新京報記者 李興麗 編輯｜陳薇

從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的辦公室望出去，是綿長的白城沙灘。再遠處，是泛著三兩只游船的澎湖水。

“1978年剛?cè)胄r，我們還要端著槍在這片沙灘上巡邏。”劉海峰指了指窗外的海水，他1米8，高瘦。放哨，是為了防范海峽對岸的“水鬼”特務(wù)。

劉海峰，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高等教育專家，1977年恢復(fù)高考后第一屆錄取大學生中的27萬分之一。

40年來，高考從一代人命運的拯救者，演變成“人人都能吐槽幾句”的人才選拔機制。

40年來，劉海峰從參與高考到研究高考。他鉆進故紙堆，為科舉制“平反”，和主張廢除高考的激進派論戰(zhàn)。

他成為研究高考和中國人才選拔機制的專業(yè)戶，也是高考制度旗幟鮮明的捍衛(wèi)者。

有學者調(diào)侃他，“你太保守了”，還有媒體把他扣上保守的帽子，和有激進主張的學者列在一起。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對高考歧義最多的時候，能用深入的研究讓爭論變得理性。”劉海峰說。

被重建的人生

恢復(fù)高考，像晦暗人生里照進一道光。多年后，劉海峰從事高考研究，仍覺得照亮他的這道光有諸多“不可思議”。

1977年高考，競爭空前激烈。劉海峰和身邊的下鄉(xiāng)知青都跑回城里備考了。文革前的課本從旮旯里被翻出來，重新成為搶手貨。聽課的考生擠滿了禮堂，連窗戶上都坐滿了人。

“魚躍龍門，山川變色，天地為寬。”80年代，大家對高考的評價一直留存在劉海峰的腦海里。那時，高考命題、閱卷略顯粗糙，但作為重建的人才選拔機制，激發(fā)了全社會對知識的熱情。

事后，劉海峰才知道，1977年，實際參加高考的人數(shù)為570萬，錄取27.8萬人，錄取率為4.9%——創(chuàng)造了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

29人里錄取1人。劉海峰和弟弟劉海平都考上了。

劉海峰第一、第二志愿分別填報了福建師范大學的中文系和歷史系，第三志愿是廈大的漢語言文學。但最終被廈門大學錄取。

1977年，劉海峰被廈門大學錄取。

在歷史系77級同學畢業(yè)30周年聚會上，他從同學那里得知，這樣的情況并非孤例。班里有4個人情況類似。

同樣的情況出現(xiàn)在國務(wù)院總理李克強身上。李克強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師范學院，最后卻收到了第二志愿北京大學法律系的錄取通知書，這在鳳陽曾轟動一時。

劉海峰后來查閱資料，當年國務(wù)院批轉(zhuǎn)教育部《關(guān)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中有這樣的規(guī)定：“錄取學生時要優(yōu)先保證重點院校。”

這是被時代選中的一代人。他們曾被投向農(nóng)村，承受磨難。最后，又被時代熱烈召回。

在學校，他們讀西方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海格爾，開展人生觀大討論，鄧麗君的歌聲也漂洋過海灌進耳朵。學校辯論會的題目是“誰是民族英雄”，報告文學里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成就是理科同學的目標。

1977級畢業(yè)生一早就被中央和省屬單位預(yù)定了。劉海峰全班67名同學，十多名進了部委單位，其余也在省市充當主力。因為成功率高，民間把他們戲稱為“金77，銀78”。劉海峰在廈門大學繼續(xù)讀研，1984年碩士畢業(yè)后留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以高考為坐標，兩條生活的軌道在青年腳下延伸。

在那場改寫命運的高考到來之前，劉海峰在福建省龍巖縣江山公社耕山隊的水田里割水稻。夏季溽熱，稻田里的水被太陽曬得發(fā)燙。他上下午弓著腰各割5個小時水稻，再挑兩擔稻子回隊。

弟弟劉海平一直記得大哥挑著擔子走在田埂上的情景——瘦高的人影掛上兩擔稻子，腰都直不了，搖搖晃晃，隨時像要摔跤。

“如果當時沒考上，沒有辦法想象以后的生活”，劉海峰說。

1978年，劉海峰和同學到泉州春游，在老君巖老子像下合影。

公正的重建

在一次藝術(shù)和體育類教育招生的調(diào)研會上，報告里列出了幾種舞弊的案例。

劉海峰拍著紙上的案例，又在會上增加了一個親身經(jīng)歷的。

在1977年高考前，他曾參加過一場藝術(shù)類考試。事后才得知，文化成績排名第一，美術(shù)專業(yè)成績進入前四名，但在四選二時，“沒有找任何關(guān)系，最終沒被錄取”。

參會的專家調(diào)侃：幸虧30多年前沒錄取你，要不然非但你上不了廈門大學，我們還少了一位研究高考的專家。

大家哈哈一笑過去了。

對權(quán)力、金錢和人情關(guān)系的關(guān)注和警惕，始終是他性格和研究上的一種基色。

他認為分數(shù)是那些沒有家庭背景考生的“硬實力”：“考試強調(diào)見多識廣、談吐不凡，農(nóng)村生活又缺少見世面和交流的條件。這就是選拔多樣人才和維持公平方面的兩難。”

當年，他在農(nóng)村插隊時，隊里5個知青，共同的心愿是早日“上調(diào)”到城里做一名工人。如果再奢侈點，能被推薦讀個中專，“就更好了”。

推薦上大學，對當時的劉海峰來說幾乎不可能。

他的父母從福建師范大學畢業(yè)后，在龍巖縣任教。文革中因家庭成分不好受到?jīng)_擊，更無關(guān)系可走。在隊里勞動，別人一天掙10工分，他拼命干，因為不熟練，拿4.5分，“看不到希望”。

生活唯一的信心來自父親從任教的中學借出的圖書。

夜里看水渠時，知青間傳閱的《牛虻》被他一口氣翻了六遍。在地里看西瓜時，他點著一豆油燈看完了《第二次握手》。工余時間知青們猜拳喝酒、抽煙聊天，他一個人關(guān)在屋里，和屋下的牛相伴，“做書呆子”。

那些描寫主人公曲折事業(yè)、生活和愛情的小說，像別人的酒，被他借來澆了自己心里的塊壘。

1977年10月，恢復(fù)高考的通知傳遍鄉(xiāng)野時，他也不被看好。母親單位的同事像是提醒一樣，“你家這種身份，孩子能考上中專就不錯了。”

壓抑感一直持續(xù)到他辦理檔案轉(zhuǎn)接手續(xù)那一天。他拿著廈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走到耕山隊隊長家門口時，聽見隊長對一位干部子弟說，“海峰考上廈門大學，這下可痛快死了。”

“恢復(fù)高考不是簡單地恢復(fù)了一種考試制度，而是社會公平與公正的重建。”恢復(fù)高考30周年時，有學者在東莞舉行的一場座談會上說。

對公平與公正的追求，成為他身上的一枚烙印。被權(quán)力尋租的不安刺激著，在高考改革的問題上，他始終堅持剛性指標為主，輔之以多元的考核。

1982年，劉海峰的同學在畢業(yè)紀念冊上為其留下臨別贈言。

理性維護高考

劉海峰性格溫和，從中學起，在班里就有外號“秀才”。劉海平印象中，哥哥言語不多，從來不會與人爭得臉紅脖子粗的。

那時，劉海平不會想到，十幾年后，文弱的大哥會成為舌戰(zhàn)群儒的“戰(zhàn)士”。

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后，劉海峰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的“高考”——科舉考試，繼而又研究現(xiàn)代高考制度。

近30年中，升學競爭加劇，恢復(fù)高考激起的求知熱潮逐漸演變成“唯分數(shù)論”，廣受詬病。要求廢除高考的聲音從未斷絕。

“每當我看到一些中學生被片面應(yīng)試課業(yè)負擔壓得沒有歡樂的時候，就覺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每當我看到一些人為給女子加分弄虛作假的報道時，就覺得高考制度非堅持不可。”2010年，劉海峰在一個教育改革的論壇上公開表達自己對改革的心態(tài)。

高考恢復(fù)30年時，有學者撰文稱，改革開放30年，“77、78”大體扮演了新思想的傳播者、舊秩序的改革者、新體制的維護者三種角色。這個論點被劉海峰引用進論文。

他把自己稱作“為高考保駕護航的人”——反對廢除高考，主張以統(tǒng)一的剛性指標為主，循序漸進開展多元的考核。

“高考造成了區(qū)域不公”、“高考是計劃經(jīng)濟的產(chǎn)物”、“高考導(dǎo)致中國未能獲得諾貝爾獎”、“減少高考科目可以減輕學生負擔”、“要像清末廢科舉那樣廢高考以尋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他寫文章一一指出這些言論隱藏的誤區(qū)。

像個滅火員，哪里燃起一把火，他就搜羅史料，通過辯論試圖熄滅一些盲目的聲音。常常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

“高考并非萬惡之源，而是各種教育及社會矛盾的集合點。如果重人情與關(guān)系的社會氛圍沒有改變，如果誠信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即使“將高考送進墳?zāi)?rdquo;，不久后也還得將它重新請出來。”他強調(diào)。

因為替高考辯護，媒體把他和呼吁素質(zhì)教育的“激進派”擺在一個版面上，稱他為“保守派”。來約稿的編輯一開口就說，“您是極力捍衛(wèi)高考的一位學者……”他糾正：“應(yīng)該說我是理性維護高考的一位學者”。

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明確提出：“探索招生與考試相對分離的辦法，政府宏觀管理，專業(yè)機構(gòu)組織實施，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學生多次選擇，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制度。”

媒體跑來采訪他，他肯定之余不忘潑冷水：要防止“多元錄取”變成“多（銀）元錄取”、“多權(quán)錄取”，防止孩子的才學考試競爭蛻變?yōu)榧议L的關(guān)系能量競爭。

對社會給予期望的“綜合評價”，他也持謹慎的樂觀：此前復(fù)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試點效果不錯，但他們范圍小、有面試，風險可控。大規(guī)模的人才選拔，還是需要可以量化的剛性指標，“否則就可能變得功利”。

不可復(fù)制的使命感

畢業(yè)后，劉海峰的同學或入政界，或下海經(jīng)商，或遠赴異國。不少成為政界、學界、商界的重要人物。

劉海峰延續(xù)了第一次邁進圖書館時許下的“夢想”。那時，剛剛結(jié)束傳閱手抄書的他，看著一排排圖書，興奮地對同學說，日后應(yīng)有一本印著自己名字的書位列其中：“要著書立說，否則無顏面對馬克思。”

劉海峰收藏的畢業(yè)十周年紀念冊。

發(fā)源于中國的科舉制度，國內(nèi)批判多、研究少。在國際上，科舉是漢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lǐng)域，英國、法國、日本等六個國家都有研究著作出版。但在國內(nèi)一度無處可尋。

“我們之前的一兩代學者，常有一種壓抑感，”同樣是1977級歷史系出身的程方平回憶，那時漢學研究的中心都在美國、俄羅斯，大家都有一種使命感，“想把它搶回來。”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科舉制開始，劉海峰先后在倫敦和日本訪學。他拿著一本《東京23區(qū)書店、圖書館完全指南》，四處高價淘書。又從英國圖書館檢索到19世紀中葉之前的西方文獻，最終考證了英美等國建立的文官考試制度曾受到科舉制的啟示和影響。

如今，他已出版《中國科舉史》、《高等教育史》等專著二十多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認為，劉海峰基于史學的研究使高考改革的討論走向深入，而非流于人人都可吐槽的空談：“他不是一味遵從行政意志，也不是迎合老百姓呼吁，而是通過考證，理清一些認識上的誤區(qū)。”“研究過一千多年的中國人才選拔史就不太會困惑，”劉海峰說，現(xiàn)在遇見的問題大都曾在歷史上出現(xiàn)過。

2004年8月，他到西藏開學術(shù)研討會。會上得知，林芝地區(qū)500分以上的文科和理科考生分別有25人和57人，其中都只有三四個是進藏干部職工子女和當?shù)乜忌渌际歉魇∈械?ldquo;高考移民”。傾斜的高考分數(shù)線并未帶來區(qū)域公平，而是滋生了另一種形式的不公平。

“這和科舉時代的區(qū)域均衡和’冒籍’問題如出一轍。”劉海峰事后撰文，稱這是一個千古難題，問題的核心還是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不同、高等教育資源的不均衡。

埋頭查閱這些“故紙堆”時，他常有意外收獲。

比如，一份科舉制度中的鄉(xiāng)試資料里寫到，“參加鄉(xiāng)試者，可攜帶兩片人參，提神。”他回憶起40年前那個冬天，自己參加高考的那天早上，母親特意燉了參湯，端到兄弟倆面前。

看到這里，他會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