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平告訴記者，洪國式在臺灣的經(jīng)歷，逐漸被組織上了解清楚。幾年前，有關(guān)部門下發(fā)文件，將對他的評價更正為“因公犧牲”。

洪國式情報小組是怎么暴露的呢？劉玉平通過友人，找到了當年國民黨情治機關(guān)繪制的“洪國式組織關(guān)系圖”。在這幅圖的最上一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下面一級是李克農(nóng)；再往下是中共在臺灣的地下情報組，負責人是洪國式；洪國式下面分為“情工”、“交通”、“敵工”三個部門，劉光典是惟一的交通員。令劉玉平吃驚的是，在“情工”、“敵工”兩個部門中，陳琦、楊文亮二人的名字旁都被注明“本部內(nèi)線”。據(jù)這份材料表示，楊文亮是一名國民黨空軍機械官。他與地下組織成員趙德明是同學，從而打入組織內(nèi)部。1949年12月，陳琦以楊文亮朋友的名義，也打入組織。1950年2月2日，楊文亮見到了剛剛抵臺不久的中共特派員洪國式。

洪國式太想得到國民黨空軍的情報，疏忽了對此二人的防范。最終，致使整個組織全軍覆沒。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失誤。劉玉平告訴記者，這份材料記載的洪國式情報小組中，有姓名的組織成員就有38人。

深山四年

很長一段時間，劉玉平對于父親的逃亡生涯，所知僅限于《保安局機密文件匯編》中寫的那句話：“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人的生活?！备赣H是怎么躲過敵人追捕的？他又是怎么在人地生疏的臺南深山捱過了四年？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劉玉平，直到一本小冊子的出現(xiàn)。

2008年9月的一天，劉玉平的兒子劉新宇在網(wǎng)上搜“劉光典”三個字，竟然在網(wǎng)上搜出來一本粉紅色的小冊子。小冊子封面正中印著《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著“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印制四十四年元月”幾個字。初看小冊子，劉玉平不知道它說的是哪個“匪諜”，仔細看下面的引文，他大吃一驚。這本小冊子寫的正是他父親劉光典的故事。

當時，這本小冊子正在網(wǎng)上拍賣，定價新臺幣500元。劉玉平立刻給臺北的朋友王錦松打電話，托他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小冊子買下來。王錦松不負重托，一刻也沒耽擱，就買到了小冊子。當年“十一”，王錦松借來北京辦事的機會，把小冊子交給了劉玉平。

這本小冊子是當年國民黨保安司令部發(fā)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詳細記載了劉光典在臺灣的逃亡生涯。

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劉光典從聯(lián)絡(luò)人王老太太那里聽說了洪國式被捕的消息。當夜他返回臺北，與王耀東見面。劉光典將身上的文件轉(zhuǎn)移給王耀東，然后回到居住的天星旅社門口。當確認沒有埋伏后，劉光典進入旅社將行李和情報全部帶走。劉光典乘一輛三輪車離開旅社，徑直趕往王耀東供職的“公論報社”與他會合。可是，他并沒有在報社找到王耀東。此時，劉光典已不能再住店，于是他便在三輪車夫家借宿了一宿。

第二天，劉光典給組織發(fā)了一封電報：“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表示組織已遭到徹底破壞。然后他在王耀東的安排下，搭車前往善化，借宿在王耀東友人家中。當天晚上，劉光典將身份證改為羅輔基。翌日，劉光典繼續(xù)乘車來到臺南。此時，王耀東也已經(jīng)來到臺南，并把劉光典安排在賴正亮家。

劉光典在賴家住了3個月。白天，他與賴正亮到甘蔗田收甘蔗；晚上，則住在賴家的牛棚里。在這期間，劉光典曾托賴正亮尋找返回大陸的走私船，但是沒能如愿。后來，島內(nèi)突擊大搜查，劉光典又先后躲在胡蒼霖、李顯玉、李顯章、王連福等人家中。在這期間，李顯玉與友人楊林酒后打架，楊林曾威脅要去告發(fā)李顯玉窩藏共產(chǎn)黨。

為了確保安全，劉光典只好這家住兩天，那家住兩天。最后，他在臺胞王連福的幫助下，在樹林里搭了一個地寮。劉玉平告訴記者，“地寮”其實就是在地上挖一個洞，洞上面蓋上茅草。

就這樣，劉光典掘地為穴，以水果野菜充饑，一躲就是三年。此時，王耀東也由于另一起案件的牽涉，逃入山中，與劉光典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