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采訪中，曾一再聽到周總理這樣教育我們：記者要多向社會學習，因為記者的活動天地就是社會。他認為，我們的記者，首先要政治上堅定。但是，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還要思想敏銳，業(yè)務過硬。而搞外事報道，還得通曉天下大事，能認識和掌握錯綜復雜的國際事務的規(guī)律。

    在那次招待富爾的酒會上，他在向我們記者談及如何做好外交報道時就說，“記者要有豐富的知識，要有分析能力?！钡牵耙龅竭@點是很困難的。”總理為記者設想地說：“因為你們接觸的事情很多，今天懂得了這個，明天可能那個又不懂了?！薄耙虼四銈兙鸵鄬W習，多鉆；要多向社會的各方面學習?！敝芸偫砦⑿χf：“這就是記者的體驗生活。”

    語短意長。這些話，對我們做外事報道的記者來說，確實非常深刻而重要，在這方面，我是不僅有切身體驗，而且是有切膚之痛的。

    在這次談話前不久，即1957年5月21日，周總理已于百忙之中抽空把我和外交部亞洲司一位負責人找去談話。他指出，“要當好記者，就要干一行，學一行，精一行?！?

    原來在頭天即5月20日晚上，錫蘭（現(xiàn)名斯里蘭卡）大使為周總理舉行宴會。宴會正在進行時，外交部有人給周總理送來了一份印度和錫蘭兩國總理于19日剛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周總理看了后，在會上講話時，臨時加上了這樣一段話：今天我們看到尼赫魯總理在訪問錫蘭時同錫蘭總理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我們感謝他們提到了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國際事務，以及強調(diào)潘查希拉五項原則的重要性。這說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顯示出了萬隆會議精神、團結(jié)精神。

    我認為，周總理這番話很有新聞價值，應當成為宴會新聞的重點，在導語中突出它?？墒牵绻阉瞻嵩趯дZ里，那就會太長，因此，我便跟外交部亞洲司負責人商量，用轉(zhuǎn)述的形式，把他的話概括成了一句：“周恩來總理今天表示支持印度錫蘭兩國總理的聯(lián)合聲明?！本唧w內(nèi)容放在消息的第二版。

    周總理在21日看到報上登的這條消息后，立即召見亞洲司負責人和我。他說：他并沒有講要“支持”這個聲明，也不能“支持”這個聲明。因為在這個聲明中有兩點我們是不能支持的，其一是，它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嚴厲譴責了巴基斯坦；其二是，在反對氫彈問題上，它把帶有打破美、英核壟斷性質(zhì)的蘇聯(lián)核試驗，同美國、英國核試驗相提并論。并對我說，“我贊成你打破成規(guī)，把最新最重要的事放在導語里，問題是導語中把我的講話精神弄錯了?！?

    他還稱贊亞洲司負責人與我共同研究稿子的辦法很好，“問題是，不該對我的言論輕易地加上‘支持’這樣有分量的字眼。你們就沒有想過，要是聲明同我們主張完全一致，我會不用‘支持’這個字眼嗎？我又何必僅僅提到‘注意到了它’，‘感謝’它如何如何？”

    他轉(zhuǎn)過來對我說，“這事說明，你們還缺乏國際知識，對世界大事還不能了如指掌。而透徹通曉時勢這一點，應是外事記者所具備的。”他諄諄教導說，“要采訪什么學什么”，“遇到復雜問題要經(jīng)常與行家切磋琢磨。”接著，他熱情地鼓勵我：“你們搞時事采訪，也是做外交工作的，因此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藝術，并且為外交工作做出貢獻。當然，外交工作和新聞報道，各有各的規(guī)律，但是，這兩者都要服從我國對外政策。”

    當時我聽了，理解他的意思是，外事記者要時時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通過報道為我國外交政策服務，但是不能把外事報道跟外交工作等同起來。而要掌握這種藝術，就要熟悉國內(nèi)外政治形勢，善于觀察和獨立思考，并且要培養(yǎng)敏銳的嗅覺。1956年“五一”前夕，周總理在招待外賓的酒會上，日本一位民間代表團團長曾對周總理說，“下次再來中國時，我一定把日本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的愿望一起帶來?！睂懜鍟r，我想起了總理的教誨，便根據(jù)中日關系現(xiàn)狀一再考慮，如果照發(fā)此人的講話，是會對他本人造成不良后果。我把我的想法通過總理秘書對總理講了，他非常贊賞我們?yōu)榭腿颂幘持?，并要我們征求客人本人意見。于是，我通過接待人員同這位日本人士商量，把他說話的口氣緩和了一些，即把“一定”改為“希望能夠”。他對此表示非常感激。

    周總理還常常為記者創(chuàng)造采訪條件和學習條件。有一次，他要見外賓，見我寫完消息就走了，當即通知秘書把我喊了回去。送走客人后，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們在一旁聽聽，可以多了解一些情況，便于做好報道工作嘛。”還有一次，我到總理辦公室給他送審稿件，碰到他和廖承志正在跟外交部、僑委一些同志商量，怎樣與印度尼西亞簽訂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那時，對于雙重國籍問題，我還是初次接觸，既陌生又感興趣。但是，我覺得他們是在研究“外交工作的機密事宜”，我應“主動回避”。想不到，就在我轉(zhuǎn)身走的時候，周總理卻把我喊住，在問明我沒有其他急事要辦以后，讓我坐下旁聽。他甚至為我和另外兩位也是后來的同志扼要講解了有關雙重國籍問題的來龍去脈。--周總理對身邊工作的一名記者的信任、關心、培養(yǎng)以及平等相待的真摯的情誼，使我難以平靜，好象有股巨大的暖流，在沖擊，在奔騰！ （徐熊）（《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