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元以前的閩臺關系

　  在中國古代文獻里，臺灣被稱為“蓬萊”，“貸輿”、“員嶠”、“瀛洲”、“島夷”、“夷州”、“琉求”等。

　  進入青銅時代，閩臺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密切，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商代前期，以閩侯曇石山遺址上層、福清東張中層的為代表，此外，浙南的瑞山、閩侯的莊邊山、閩東的福安城山、壽寧武曲、閩南廈門灌口，以及臺南的高雄鳳鼻山上層貝丘和桃仔園貝、臺中的大肚鄉(xiāng)營埔、南投縣埔里鎮(zhèn)大馬璘都有這類遺存的分布。它們都屬于一種以幾何形印紋硬陶和彩陶共存為特征的文化遺存，自然，幾何形印紋陶的發(fā)展脈絡也大體趨于一致”。

　  春秋至秦漢時期，大陸東南沿海居住著土著民族——“百越”，史稱：“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居住在福建境內(nèi)的越人稱“閩越"，其最重要的文化標志是以蛇為圖騰和斷發(fā)文身。雖然臺灣海峽阻礙了閩臺之間的交往，但由于閩越族是一個善于舟楫的民族，所以仍有不少閩越人跨越臺灣海峽，遷徙到臺灣島，成為臺灣高山族的祖先。據(jù)《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連橫在《臺灣通史》中也指出：“或日楚滅越，越之子孫遷于閩，流落海上或居澎湖。”他們給福建、臺灣等地帶去了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對閩臺社會的發(fā)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關于臺灣高山族的族源問題，學術界仁智互見，我們認為他們是不同時期，從不同地方漂流或遷徙人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春秋至漢代時期從福建遷徙人臺的閩越族，這一點從高山族自古以來一直保留著斷發(fā)文身的習俗和蛇圖騰可以反映出來。《隋書·東夷傳》載：“琉球國(指臺灣)居海島之中……婦人以墨鯨手，為蟲蛇之文。“清代郁永河在《裨海紀游》中說到他在臺灣親眼目睹高山族“胸背文以雕青，為鳥翼網(wǎng)羅虎豹文”。陳夢林《諸羅縣志·番俗考》云：臺灣后垅、竹塹諸社的高山族，“發(fā)在周圍者悉除之，中留圓頂，剪而下垂頭蛇"。至近現(xiàn)代，高山族的魯凱人、排灣人崇蛇習俗隨處可見，他們奉百步蛇為祖先，嚴禁傷害蛇類，并喜歡在宗廟、住屋、器皿、服飾上雕刻或刺上蛇紋圖案。

　  漢代以前，由于福建偏處東南一隅，遠離漢文化的發(fā)祥地中原地區(qū)，加上境內(nèi)交通閉塞，與中原文化的聯(lián)系并不密切。秦代和漢初中央政府雖然先后在福建設立閩中郡和閩越國，但均實行“以閩治閩”的方略，漢文化在福建的影響甚微。漢代以后，中原漢文化開始向東南沿海擴展，三國時波及福建。當時孫吳據(jù)有江東，曾多次出兵福建，在福建增置建安郡，以及建安、南平、漢興、建平四縣，還在侯官設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設立溫麻船屯。除了駐扎軍隊、派遣官吏來治理福建外，許多罪犯也被謫徙到福建造船。還有一些士民避禍閩中，《邵武府志》稱：“孫策建檢其江左時，鄰郡逃亡，或為公私苛亂者，悉投于此(邵武)。因是有長樂、將檢二村之名。”孫吳政權治理和開發(fā)福建，揭開了漢文化大規(guī)模傳人福建的序幕。與此同時，孫權為“求取國家的利益，開疆拓土”，“覓取海外之發(fā)展，謀求貿(mào)易之利”，不顧臣下勸阻，派兵遠航，出外探險?！度龂?middot;吳書·吳主傳》載：孫權“遠規(guī)夷洲，以定大事”，“旨在普天一統(tǒng)”。公元2 3 O年，孫權派人“浮海求夷洲"(今臺灣)，帶回土著數(shù)千人。東吳遠征之舉在軍事上、經(jīng)濟上元足稱道，但在對臺關系上卻從此打破了海峽兩岸隔膜的障壁，是祖國大陸政權經(jīng)營臺灣的開始。

　  隋朝時，臺灣稱為“流求”，或同音異寫為“留仇”、“流虬”?！端鍟份d：“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今福建北部)東，水行五日而至。"隋煬帝時，福建航海家何蠻認為大陸邊海上應有陸地。于是隋煬帝于大業(yè)三年(6 O 7年)“令羽騎尉朱寬人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隋煬帝于大業(yè)六年(6 1 O年)又派遣武賁郎陳棱、朝請大夫張鎮(zhèn)周(一作張鎮(zhèn)州)“發(fā)東陽兵萬余人，自義安(今廣東潮安)泛海，擊流求國"，“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mào)易”。這些記載說明了臺灣人此前與大陸商船曾有不少貿(mào)易，才有如此之誤，同時也說明了臺灣人已有較多物資可供交換，故已形成貿(mào)易習慣。據(jù)《閩書·方域志》載，陳棱從臺灣擄回的數(shù)千人口，被就近安置于福清縣福廬山。這是有歷史記載的臺灣人定居大陸(福建)沿海的第一次。陳棱被后世奉祀為臺灣的“開山祖"。鄭成功在臺灣還為他修“開山祖”以為紀念。

　  唐代，因襲隋代稱臺灣為“流求"。這時，有一些大陸人士相繼到臺灣和澎湖去開發(fā)。最早見于歷史記載的是唐代詩人施肩吾舉族遷居澎湖的故事。施肩吾，浙江分水縣人，字東齋，元和年間(8 0 6—8 2 0年)的進士，由于他不愿在宦海浮沉，毅然于8 O 6年率領族人渡海到澎湖定居。他寫了一首《題澎湖嶼》詩，詩云：“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元鄉(xiāng)里。黑皮年少學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生動記述了唐代澎湖居民的生活情況。

　  唐宣宗大中年間(8 4 7—8 5 9年)，陵州(今廣西)刺史周遇曾親自登上臺灣島。唐人劉恂寫的《嶺表錄異》(卷上)中有一段描寫周遇在島上經(jīng)歷的記述：“其國人幺么，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竟將食物求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漂泛至者，慮有災禍。”從中可見，此地的土著人個子矮小，仍服麻布，喜求釘鐵；大陸人也有因風漂泛到該處的，但似乎沒有經(jīng)常性的貿(mào)易往來。

　  唐柳宗元任永州司馬時作《嶺南節(jié)度饗軍堂記》說：“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shù)，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jié)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廈康居，環(huán)水而國以百數(shù)，則統(tǒng)于押蕃舶使焉。”而“嶺南節(jié)度兼押蕃舶使”?？梢?，唐時澎湖、臺灣屬嶺南節(jié)度使管轄。

　  五代時期，閩王王審知在位2 9年，實行保境安民和發(fā)展對外貿(mào)易的政策，促進了福建社會經(jīng)濟的進一步發(fā)展。“先是，閩疆稅重，百貨壅滯，審知盡去繁苛，招徠蠻夷商賈，縱其交易”。為了發(fā)展對外貿(mào)易，王審知還令人開鑿了黃崎鎮(zhèn)甘棠港(今福建福安黃崎甘棠)。甘棠港的建成，為外國商船人閩提供了方便，也有利于閩船由此發(fā)運，駛往臺灣。閩國的海上貿(mào)易交通較為發(fā)達，因而，閩臺兩地的聯(lián)系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