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元時期的閩臺關系

　  宋代，福建已由移民社會變?yōu)槎ň由鐣?，生齒繁毓，人口劇增。據(jù)統(tǒng)計，北宋端拱二年(9 8 9年)福建有4 6 6 8 1 5戶，元豐年間(1 07 8—1 0 8 5年)增至1 0 4 3 8 3 9戶，嘉定年間(1 20 8--1 2 2 4年)達到1 5 9 9 2 1 5戶。在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條件下，宋代福建經濟

　  進入了大發(fā)展時期，不但走出了長期落后的境地，而且奇跡般地在短時間內躋身于全國發(fā)達地區(qū)的行列，成為東南全盛之邦。詩人張守在《毗陵集》中有詩句云：“憶昔甌越險遠之地，今為東南全盛之邦。”集中地反映了時人對福建經濟突飛猛進的贊嘆。這一時期，福建的海上交通和對外經濟貿易獲得空前發(fā)展，位居全國乃至世界的前列，有了發(fā)達的經濟作為后盾，祖國大陸對臺灣的了解和交往，福建對臺灣的聯(lián)系，都較以往前進了一大步。

　  從現(xiàn)存的文獻看，福建漢族人民較大規(guī)模遷居臺澎是從宋朝開始的。據(jù)何喬遠《閩書》引宋志云：“彭湖嶼，在巨浸中，環(huán)島三十六，人多僑寓其上，苫茅為舍，推年大者長之，不畜妻女，耕漁為業(yè)，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問，各貉耳為記。有爭訟者，取決于晉江縣。府外貿易歲數(shù)十艘，為泉外府。其人人夜不敢舉火，以為近琉球，恐其望煙而來作犯。王忠文為守時，請?zhí)硗陀缹幷娛赜?rdquo;何喬遠雖沒有注明宋志的全稱，但應該是南宋淳祐年間劉穎修、戴溪纂的《清源志》，該書共七卷，至明朝時還存在，后佚。

　  《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題解》、《文獻通考·經籍考》、《文淵閣書目》等書均有收錄。從宋淳禧的《清源志》可以看出，至少在南宋時福建人民已定居澎湖島上，他們在那里搭蓋房屋，進行農耕和捕魚業(yè)，以及畜養(yǎng)山羊，“散食山谷間”，如果彼此發(fā)生爭執(zhí)，到晉江縣衙門審決，同時，泉州的商船經常到那里進行貿易。

　  此外，我們從福建閩南的族譜和臺灣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中也可以得到佐證。如德化縣潯中鄉(xiāng)寶美村的《德化使星坊南市族譜》序言云：蘇氏一族于南宋紹興年間，“分支仙游南門、興化涵江、泉州晉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尤溪、臺灣，散居各處”。乾隆三十七年(1 7 7 2年)曾任臺灣海防同知的朱景英在《海東札記》中說：“臺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福、天禧、至道等年號錢，錢質小薄，千錢貫之，長不盈尺，重不逾二斤。相傳初辟時，土中有掘出千百甕者。”宋錢的“太平”即宋哲宗太平興國年號，“天禧”為宋真宗年號，“至道”為宋太宗年號。有關資料中提到的宋代物品，在近年的考古發(fā)掘中也得到印證、。臺灣大學考古系黃土強教授多次到澎湖進行實地考查，發(fā)現(xiàn)大量的宋代瓷片和宋代銅錢。他說：“迄今所發(fā)現(xiàn)的歷史時期遺址有姑婆、后寮、中屯a、通梁b、安宅、布袋港等七處。以上七個遺址，除了在中屯a的公路兩側發(fā)現(xiàn)大量可能屬于明清時代的青花瓷片，以及在通梁的海邊采集到早晚混雜的陶瓷片外，可以說皆屬宋元時期的遺址。遺物以陶瓷為大宗，大多為不上釉或施少量釉的甕罐，以及器形特殊的高瓶等。高瓶出土的數(shù)量最多，其底部略細，肩部稍粗，修腹，小頸，環(huán)口，瓶高約3 0厘米，口徑僅二三厘米，除口部或肩部施以深褐色釉外，其余部分皆不施釉。這種高瓶為宋代民間流行的器物，曾發(fā)現(xiàn)于大陸沿海的宋墓中，以及福建泉州灣挖出的一艘宋代沉船中。宋墓和宋船出土的高瓶，形制與澎湖采集的完全一樣。”臺灣和澎湖出土的宋錢和宋瓷很可能像《清源志》所說的是福建的移民或泉州的商船帶過去的。由此，也證實了宋代確有福建人民遷居臺灣、澎湖。所以，連橫在《臺灣通史》中指出：“歷更五代，終及兩宋，中原板蕩，戰(zhàn)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臺灣，而以北港為互市之上，故臺灣舊志，有臺灣亦名北港之語。"

　  1 3世紀末，元朝政府在澎湖設巡檢司，管轄澎湖、臺灣等島嶼，隸屬于福建泉州路同安縣(今廈門)。這是我國在臺灣附近島嶼上設立專門政權機構的開始，迄今已有6 O 0多年的歷史了。元朝政府除在澎湖設立政權機構外，還注意對臺灣采取政治措施，至元二十九年(1 2 9 2年)，元世祖曾派海舡副萬戶楊祥為宣撫使，攜帶忽必烈的詔書至臺灣，招諭高山族，因語言不通，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大德年間(1 2 9 7—1 3 0 7年)，福建行省徙治泉州，此舉的目的是為了經營臺灣。大德元年(1 2 9 7年)，福建省平章政事(省長)高興派省都鎮(zhèn)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率兵抵臺，了解當?shù)鼐用駥υ膽B(tài)度，帶土人1 3 O多人回來。次年又放還。

　  元代福建人民遷居臺澎的情況已經有更明確的記載。元順帝時，汪大淵從泉州附搭海船，遠游海外各地，回來后，根據(jù)耳聞目睹的情況寫成了著名的《島夷志略》一書，書中真實地記載了當時澎湖、臺灣的情況。該書澎湖條云：“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間，坡隴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間，各得其名，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暖，風俗樸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衫，系以土布。煮海為鹽，釀秫為酒，采魚、蝦、螺、蛤以佐食，燕牛糞以爨，魚膏為油。地產胡麻、綠豆。山羊之孳生，數(shù)萬為群，家以烙毛刻角為記，晝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興販，以樂其利。”從汪大淵記載的“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來看，當時遷居澎湖的居民主要是泉州人，因泉州離澎湖最近，當?shù)鼐用裼钟衅蟪龊５牧晳T，故泉州人遷居澎湖的記載是完全可信的。再從“風俗樸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衫，系以土布。煮海為鹽，釀秫為酒”的記載可以看出，泉州人遷居澎湖的情況比宋朝又前進了一步。宋朝住在澎湖島上的泉州人“不畜妻女”，大多是單身男人，而到元朝，他們舉家遷到澎湖，生兒育女，過著穩(wěn)定的定居生活。

　  由上可見，元代，澎湖進一步得到開發(fā)。元朝中央政權所采取的重要政治措施，使臺灣與祖國大陸的政治經濟聯(lián)系不斷地得到加深和擴大。